台籍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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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属 (1937年~1945年) | 126750名 |
| 军人 (1942年~1945年) | 80433名 |
| 总数 | 207183名 |
| 阵亡人数 | 30304名（15%） |
| 以上为日本厚生省统计资料。不同文献的相关数字有异，并不相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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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台湾兵，一般是指太平洋战争后期（1942年至1945年）被日本政府招募和征召服役的台湾人，广义上或是指加入日军的台湾人。“日籍台湾兵”在文献中有不同的称谓，除了“日籍台湾兵”，亦有“台湾人日本兵”、“台湾人原日本兵”及“原台湾人日本兵”等称谓。由于先征召非正规军的“军属、军夫”，其次则是“特别志愿兵”招募，再至1945年初台湾的全面征兵制度正式实施是以“志愿兵”加入，所以也有“台湾特别志愿兵”此称谓。战后，因日本和台湾已分属不同国家，导致台籍日本兵备受争议，也为此权益与历史定位都长期受到漠视，且补偿问题亦出现很大落差。
简介
台湾总督府基于统治与招募需要，使用种种的方法，包括推广皇民化运动提升对日本的认同，形成不当兵非男人的社会氛围，及提高从军人员待遇等（当时日本警察收入30圆，通常军属则为30－150圆，且日本军人志愿役待遇远高于义务役，故招募特别志愿兵时得到积极响应）。此后，由于战事波及台湾，引发台湾人守土决心，尤其当盟军大轰炸台湾开始，即引发大批台湾青年参军。大多数愿意为日本作战的台湾兵，初期并未获日本政府青睐担任“帝国军人”，是以军属、军夫分配各地从事粗活为主；不过，战争后期人力分配已经相差无异。
日本厚生省统计资料显示，从台湾兵征召起讫，当军人则有80433人，为军属多达126,750人，总数共207183人，但这数目是依公开招募纪录的人员为准，其他如：军部以任何型态的临时用人、日企外派人员被现地动员者等，多半未计算在内；又因为不少人是使用日本名，在辨别上也会有落差。此外，基于总动员的情况下，不分男女皆纳入编组，还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必须参加学徒兵担任预备队，民间防卫亦有警防团（防空避难）、国民义勇队（防御工事）等组织，以因应美军轰炸和反登陆作战，所以广义的台籍日本兵，肯定是超过统计数字。[1]
战死与失踪者根据厚生省统计，有30304名台湾人死亡，不完全统计下落不明者22671名，共有2万8千名战死的台籍日本兵，被供奉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但在台湾新竹县北埔乡的济化宫里，供奉3万3千多名台籍日本兵牌位（日本靖国神社与台湾济化宫的台籍日本兵有重叠）。此外，亦有台籍日本兵被依战犯受审判，判死刑而处决者达26人（皆被奉在靖国神社）。
残留海外者根据战后台湾总督府编纂《台湾统治概要》，有南方各地92748名，日本内地兵工厂8419名。另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中国各地37700名（其中海南岛20335名、广东9618名，尤其在海南岛的台籍日本兵集中营，而生活条件最为艰苦，且遣返作业更是被刁难拖延），海外共近15万名的台湾籍的军民，均在集中营等待遣返。[a]除少部分遗留于南洋当地打拼，如印尼建国英雄李柏青等。刚复员的台籍日本兵回到台湾不久，即遭逢二二八事件，参与民军者如黄金岛等。另外，国民政府为因应国共内战，在台湾招募近2万人，加入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军队，其中原台籍日本兵为数众多，旋即投入国共内战，又因国民政府各战线失利而节节败退，故约1万5000名在中国战场上牺牲。[b]尔后，迁台的中华民国政府，重用了台籍日本兵里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如前总统李登辉等来协助重建台湾。但亦有部分人在后来的白色恐怖期间，不幸遭蒙冤狱受难。[2]
背景
日据之初，由于殖民地法制与日本内地不完全相同，因此日本对台湾统治政策，经历特别统治主义（1895年－1915年）和内地延长主义（1915年－1937年）等两阶段的实施后，使的台湾人慢慢自我认同为日本国民，及至总督小林跻造于1936年9月2日上任，进一步的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1937年－1945年），明令统治台湾三原则：“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总督府即开始制定相关政策，亦在社会上宣导皇国思想和奉公观念，且加强各级学校的精神教育，重点在于“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让台湾人的认知思想、文化风俗、生活习惯等，能够和日本人完全一致。[3]。
当时大日本帝国的政经局势来说，受到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大恐慌”的影响，使日本经济困难导致社会动荡与政局不安（刺杀政要事件频传），人们不满文人内阁应对困境无能，且传统上日本重视传武士道精神，富国强兵的思想弥漫，孕育出军国主义气焰高张，故普遍对日本军部寄以厚望（乃军部有迳向天皇的帷幄上奏权、亦能回避国会监督、更可以技术性倒阁）能来领导改革，所以自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后，政党政治的体制被破坏，内阁几乎由军部主导。不过军部刚开始由温和派上台，却在1936年又遭遇到更激烈的“二二六事件”，至此军部的激进派全面掌控政权，推展对外扩张拓殖的政策，陆续实行军国主义的相关法案，以消除对现况经济凋敝的不满，导致日本走上穷兵渎武之道，也使帝国终究自食恶果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中日战争之前，日本尚未军事上大幅扩张，维持员额约30万人兵力，虽然采用义务役征兵制，但是专业人士和学生可办缓征，体检标准严谨亦有相应的补充兵制度，还以地区征兵的模式（同袍皆是同乡更利向心力）来组编基层部队，又征兵制度没在所谓“外地”实行，所以台湾人并无服兵役的义务。不过早在1937年秋天，随著日本对中国战争不断的升高与扩大，当时内阁于1937年8月24日宣告国民精神总动员后，也意味的日本全国将预备进入战时体制，又因为上海的战事胶著而派遣台湾军出征支援，且已开始征用千名台湾人以军属身分担任辎重部队从征。小林总督更于1937年12月8日向总理和内阁各大臣提出了〈关于支那事变收拾方法之件〉的意见书，以凸显台湾在供给人员和物资与战略位置的重要，隔年随从台湾派遣千名军农夫的农业生产团，前往中国战地支援军队供应食用。另外台湾人也被征募为通译，尤其是能说闽南语、粤语与北京官话等语言的人员，来支援中国战地工作；在战争期间以军属任用的通译，由于常负责情报任务，因此人员皆被列为军事机密，所以从一般资料中无法得知总数有多少人[3]。
随著对中国战局的扩张，投入的动员兵力膨胀到60万人，在所需求的资源不断增加之下，乃于1938年2月发布“陆军特别志愿兵令”，日本首先在朝鲜实施“特别志愿兵制度”。接著日本政府又于1938年4月1日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共50条）后，5月4日再以敕令第316号公布该法，并适用于朝鲜、台湾及桦太（库页岛）等地，且在5月5日全帝国同步实施。台湾总督府即以动员法律为依据，开始强化台湾防务的调配（扩编台湾军），启建各种前进基地（飞行场和港口要塞）、国防装备的生产（设置各类军需工厂）、战略物资与器材的征用（含土地、船舶）等，而这些岛内的军事建设皆是招募台湾人去建造（劳动力）。又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第四条，1939年7月8日颁布施行细则的敕令第451条〈国民征用令〉（共26条），规定适用于有专业的职业能力证明者的被“征用”。第24条适用为日本“内地”，第25条适用范围为“外地”朝鲜、台湾、桦太及南洋群岛。然而有这些法令为依据，能征调各种资源以供需求，并配合军事建设和生产工作，且人才除了现有征召运用外，重要的是在于培养更多广大的新生力军[3]。
当时台湾人在皇民化运动之前，基于认同等因素影响下，既需要日本国民的身份，又不愿意得罪反日份子，往往变得很尴尬又摇摆，立场就耐人寻味。[4]因此，总督府开始著重于施行的教育训练，旨在彻底落实日本皇民化思想，强调报国的挺身实践，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从1938年起，总督府先于台北开设“国民精神研修所”，又陆续在各地成立“青年道场”、“国民道场”，这类从事皇民化的组训单位，各地青年都会被要求参加，为期1～3个月的精神教育养成，并将基层的保甲组织做民防编组，以达全面皇民化和动员准备的执行落实。又于1940年3月接著创设“勤行报国青年队”，且于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花莲等地设置训练所，各地青年先在训练道场集训一个月后，再经挑选进入“勤行报国青年队”，接受有系统的3至6个月军事化教育，作为军夫干部培训班，内容包含军事训练（含打靶）、学科教育、精神训话、体力劳动等。
在1940年7月日本趁机攻占越南后，国际局势对日本转趋严峻，所以遂展开诸多举措作为对应，故1940年10月成立了大政翼赞会来推动“新体制运动”。台湾总督府为呼应内地的模式，亦于1941年4月9日在台湾成立了皇民奉公会，由总督长谷川清担任总裁。旋即在全台开办了66处“军事训练场”，对役龄的台湾青年施以短期军事训练。更推广了青年学校162所，让未就学的青少年不分男女，都受基本教练和护理训练。接著1941年12月30日，由长谷川总督颁布〈台湾青少年团设置要纲〉，将“台湾联合青年团”与“少年团”合并，改编为“台湾青少年团”，使其聚集在一元化的组织下，施予统制的训练，有利于总督府战时动员的方便。又皇民奉公会在1942年间，先后成立海洋训练所、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与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培养南方建设人员。到了1942年迄，除了加强先前皇民化的推动，健全组织体系暨多元开展，搭配既有行政系统的政策实施，又透过社会团体的脉络深入群众，使台湾人民全面配合支援前线战争，亦为战时的动员制度做好整备，以达全民皆兵的防卫能量。[3]。
自从太平洋战争开打后，日军因战线延绵相对人员需求骤增，故急征广招筹集战备人员派遣至各前线，而台湾经过皇民化运动与战时动员整备，尚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可供利用，除了动员征召以军属名义支援作战外，与朝鲜同性质的“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即1942年1月份实施与同年开始招募，还为了南洋的丛林作战需求，另对原住民招募高砂义勇队和特别志愿兵。由于中途岛海战败阵后，开始受到美军猛烈攻击使得整个战局反转直下，因此全帝国总动员的如火如荼展开，如“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也在1943年5月宣布台湾与朝鲜同时实施，1943年10月台湾亦同步举办“学生出阵”欢送会。当日军于1944年10月份“台湾空战”失利，台湾陆续蒙受美军大量空袭重创，所以台湾男女老少都纳入全民防卫编组，并在本岛各地大量建构防御工事，且规划疏散作业来减少损失；然后1945年1月在台湾实施征兵制，接著于3月份成立不分男女的国民义勇队来准备本岛自卫战斗。天皇又在1945年4月1日颁布《关于朝鲜及台湾住民政治参与之诏书》，赋予两外地的住民参与国政的权利，这时台湾人才等同日本人的权利义务。到了6月份冲绳岛战役后，日本当局实行《义勇兵役法》，几乎彻底全面动员誓死奋战的“亿人玉碎”方案，尽可能地给美国军方造成重大伤亡，用惨烈代价来抵御美军登陆的作战计画。
历史
早期发展(1895年－1937年)
自1896年4月6日，成立台湾守备混成旅团以来，采用“静态守备”的特殊军队编制，并无辎重部队（若要成为外征军，就招募军夫充之）。早在1898年，总督儿玉源太郎即颁布〈府令一百七十号愿充军役章程〉，计4章33条；文中规定愿充军役者，入营后须受各项必备的军事教育，全台招募约300人于1900年1月起入营服役，此为台籍日本兵之滥觞。而1904年的日俄战争爆发，即在台湾招募军夫从征，且有台湾军夫立过战功的纪录。不过此时台湾绥靖治理工作，也慢慢改以警察为主力的方式，乃1907年8月，重新缩编成台湾守备队。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仍于台湾招募军夫转战各地，亦有少数台湾军夫受军功嘉奖。
至1919年台湾进入文官总督时代，军事行动的招募进入休眠期。陆军部门改隶属台湾军的编制，同时维持为台北的“第一步兵联队”、台南的“第二步兵联队”，配驻各地的炮兵联队，并设置于基隆、澎湖两个要塞，与在屏东的飞行第8联队和“陆军第5野战空修厂”（终战时有工员5540人），及各地军医院、兵站、基地等；以上所列各军事驻地，亦因其部分后勤业务关系，一直有雇用有台湾人担任军属或军夫从事。另外，海军部门则早在领台初期，于澎湖成立马公要港部，开设海军基地。1930年代日本为贯彻南进政策，除了发展高雄港，还在旁边开始建设左营军港，并于1931年选定高雄冈山为海军飞行场，隔邻设置“第61海军航空厂”（终战时有员工8880人），以上海军机关也开始招募台湾人当军属的技术工员。
这时期台湾人若有意愿从军者，尚有极少数报考军校当干部，还许多人应聘为担任“嘱托”或通译，前往满州和租界等地工作。代表性人物如黄南鹏1925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蓝家精1931年京都帝大毕业后曾担任日本陆军嘱托。
招募军属时期(1937年－1945年)
二战时期台籍日本兵经历了从“军属”[c]、“军夫”[d]身份到“军人”身份的演变。而由于传统日军观念中，并不认为非战斗人员为正规军，故有一说“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这样的俗话，与其说这是军属与军夫在日军中的地位，倒不如说是因为战斗人员必要时须冲锋陷阵，因此相对被重视，在军功论赏也会比较高。[e]不过从昭和初年已取消军夫的用词，乃将“军属”身分区分为：嘱托（比照军官待遇）、雇员（士官兵待遇）、佣人（军夫待遇）。又台湾总督府基于统治需要，自1937年9月份招募的第一批“军夫”开始，即以“军属”的名义跟待遇去招募。且1943年7月31日，陆军省颁布的“陆普第三八０五号”文，发给所属单位的“台湾人军夫ノ身份取扱ニ关スル件陆军一般ヘ通牒”中，通告所属之台湾人军夫，其身分虽然为“佣人”，但是一般可视为军属处理。也就是说，台湾人当军夫是个俗称，其身分是军属，更非以往的军伕，若充当苦力仅需征发当地民工便可，何必另千里外高待遇招募呢。再者，军夫又是各种类型的人力需求总称，工作内容包罗万象类似替代役，因征召名目与回合梯次的不同，招募的对象专长要求也会有差异，而各战地的环境要求不一样，都会再进行任务编组，故相对各种军夫有其独特性，并不能混为一谈。
总督府遵照军部的人力需求来办理，来招募各种名目的勤劳团、农业团、海军工员、高砂义勇队等；当时社会背景是尚武精神的风气，且战时种种措施，在乡青年皆必须编组受军事教练，又物资供需采配给制，还要面对盟军无情的轰炸威胁，使生活和心理倍受压抑，所以总督府在招募军夫的宣传，都是强调爱国和真男儿作为，并有高工资高福利的诱因下，立即吸引了台湾青年踊跃报名参加。而军夫的征召作业，其实跟征兵制度很雷同，只是每回的征召名目别不一样，除了特别的专业需求招募外，通常由各州分摊所需的征集名额，尽量同乡为同单位为原则。首先基层行政单位会对役龄青年做所谓的身家调查，或在“皇民奉公会”的职业训练所及其他机关推荐报名志愿者，都会收到征集令的兵单，接著到指定地点进行体检，审核合乎规定的军夫役男，此时乡里间亦举办盛大欢送会。如特设勤劳团为例，即展开约3个月的入伍教育，使其具有相关基本知识与战技的能力，受训合格者才入选为军夫。有些梯次会先回家待命准备，不久依照征召名目别，有的还要继续受专长教育（车辆驾驶、重机具操作、农事栽培等）后再行分发各地，有的直接整团前往南方各驻地，有的编入台湾军再随部队移防转战各地。通常担任各项后勤作业的支援队，从事机场跑道、港口要塞、地道碉堡等设施工事，货物仓储担负搬运、兵站补给作业，以及栽培农作物等屯田养兵的工作，依旧仍需配备枪枝弹药从事卫哨勤务。
每回的团员招募人数不一，基本上团部成员，会选派日本人有奏任官身分者，担任团长、补佐官、嘱托等干部数名（皆比叙相当校级军官或技术高员级）。团部成员通常是技术顾问为主，是军部聘用派至战地支援的各类技师，从事战地各项计画案的规划并指导；而军夫团到战地后会进行任务编组，然后整团打散和战地的部队与当地民工苦力混编作业。一般若是2千人的团，区分成2个大队，每个大队下分5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2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设4个分队，各分队下设2个班。（依人数多寡，约1000人亦有直接团部下设5个中队，500人则团部下设5个100人的编制队，其下设分队、班。）通常台湾人教育程度高或优秀者，还是参加过青年团或勤行报国青年队者，可为军夫取缔役（干部），但军夫的阶级与军人不能相提并论，从开始的比叙、功奖，升迁都有明显差异，不过比起一般日本兵的薪饷反而高很多。（诸如：中队干部和技术要员比叙相当尉级军官或技术员级、分队长和雇员比叙相当下士官或技术佐级、再召员或助手比叙相当兵长或技术士级、队员或学徒比叙相当兵卒或技术工级。）来到了战地后，常常因战事变化调整工作内容，除了从事防御工事的整备外，并为因应战局和弥补战损，往往即在战场现地征召，挑选精健者转服特别志愿兵（可升迁），部分情况危急的战线，整团直接编入作战部队，遂行作战任务。然而，最终也因日军屈居劣势，随著部队四处溃散败亡，蒙受战火荼毒的命运。[5]
1937年9月7日因应中国战事，成立“重藤支队”出征驰援，但台湾军并没有辎重部队，故招募军属充任，第一批军属（含军夫850名）约一千名。此次的招募是很匆促，仅能不分年纪或资格，以优厚的薪饷与福利，吸引不知情台湾人上前线。（薪饷以邮政储金方式发给，分成战地领取20－30圆，一份由家属领取30－60圆，部分提拨为退伍金和军人保险，家属还可以每月可领配给品；而当时警察月俸才30圆，日军义务役士兵仅10圆。）因为这是第一批军夫，所以格外受总督府重视，一切都高规格待遇，规定日本兵不能歧视台湾军夫，还选台湾人当军夫长（取缔役）自行内部管理。台湾日日新报记者亦随军采访，除了报导中国战况，也把台湾军夫的战地生活点滴刊登宣传，若遇有台湾军夫战地死亡，就大幅宣扬其爱国悲壮牺牲，先给遗属安慰和抚恤，又在家乡举办盛大的丧礼，灵位入祀靖国神社供奉，并将其事迹纳入小学教材。若有受伤或生病的台湾军夫，也比照日本军人待遇治疗，甚至后送至九州小仓卫戍病院，且家乡所属市郡长还亲至家里慰问家属。而战场的军夫也英勇表现，无惧枪林弹雨下达成任务，深得长官的赞赏，故每个参战的军夫都获军功嘉奖。如此一切细节经过贴心安排，从出征前的欢送会，直到退伍复员的欢迎会，都让军夫们有衣锦还乡之感。再透过精心营造的宣传，继以皇民化的教育，使日后台湾人从军意愿高涨，每次征召皆大批志愿者报名，但也造成众多魂断异乡的憾事。请参阅安平十二军夫墓。[6]
锄头战士
农业义勇团
1938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成立“农业义勇团”，每期签契约一年，其成员为总督府农业技师担任团长、补佐官数名、指导员若干名；各州分派各生产队干部十数名、及军农夫约一千名。军农夫招募条件是年龄约20岁左右，具备农业经验的青年，公学校毕业以上学历，其中多是农业传习所的毕业生。先到上海附近开发农场栽种军用蔬菜，随著占领区的扩大，散布到南京、安庆、南昌、武汉等地，亦都设置多处农场，并技术指导方式和当地农民定约契作，以扩大生产面积。1939年第二期依旧招募军农夫定额1000人，不过其中留用原来的300多人，多是升任指导助手、事务员、生产班长；又另雇用大量当地中国人，充实增设农场的人力。而生产项目日趋多元，稻米、杂粮、蔬菜与经济作物，还有养殖家畜、家禽、水产等，且设农产品加工厂生产罐头和口粮等。除了供应占领区的日本军人食用之需，更派农业指导员到各地，指导当地住民耕作技术，增进产量达到战地自产自足。1940年由于占领地区的政策改变，让中国农民慢慢承担生产事宜，所以“农业义勇团”从1940年中起陆续撤离，至1941事业完全移交给沦陷区政府，不过还有200多名台湾人在农场留用，另有不少团员留在中国转任其他单位。在二回的农业义勇团之外，总督府也因应华南日军之要求，派遣由技术员与指导助手组成的“南支派遣农业指导员”，以支应军用粮食补给事务等。1942年又前后派遣“农业义勇团”与“农业指导挺身团”前往海南岛，以配合军方米粮增产计画。 [7]
劳务战士
日本政府在制订绝对国防圈的防御机制时，设定以航空兵力为作战主轴，建立机场遂成为当务之急。日本军方将机场的建筑部队，以乙型部队半机械半人工方式，为最主要的机场建设队，成员以当地住民为主。然而，因为机场预定地的人口较少，无法供给充分的劳力，日军于南洋各地的作战部队、军需工厂，以及在当地的基础建设，也都需大量人力支援，派遣台湾劳务团遂势在必行。到了当地后，整个勤劳团再行任务编组，通常会全团打散分发至各用人单位，由日本人将兵、台湾人军夫、当地人苦力，以混合形态的任务工作队，每一队依照各分配的工程去执行，这些计画或施设虽已完成，但往往遭美军摧毁殆尽，日军最终也被迫撤离，无法形成实质且有效的作用，对江河日下的日军而言，派遣的最终结果只是徒增伤亡。
一、特设劳务奉公团
自从法国在1940年6月22日与纳粹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后，日本就开始欲染指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双方发生冲突展开了中南半岛争夺战，在1941年9月爆发了越南战争，尔后日本控制了法属印度支那，此举却引来了英美盟国的仇视和禁运，但日本急需各种经济物资供应，因此日本军部拟定战略，除了远征夏威夷，并同步实施南方作战。所以日军向台湾总督府请求军夫支援作战勤务。每回由1000名20－30岁的青年，是以“勤行报国青年队”为骨干组编，成立的“台湾特设劳务奉公团”，1941年10月直到1942年10月结束，前后约一年的时间，总共招募六回，约6000馀人。第一回于1941年10月份前往西贡驻留，先修筑飞行跑道的工事，做好日军战机前进打击准备，再随日军从征参加马来亚战役。第二、三、四回军夫约3000人是派往参加菲律宾战役，配合日本军队登陆进攻菲律宾的前进支援，此役第二回军夫41年12月份先行配合登陆马尼拉作战，不幸战死约百馀名，接著二回和三回也于42年1月份上陆支援。第五回500多名于1942年2月派往参加荷兰东印度群岛战役，支援日军进攻爪哇岛作战。可知“特设劳务奉公团”是配合南方作战，随军征战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从事武器弹药运输和补给工作，担负了辎重兵和工兵任务，顺利达成军需物资运补作业。其中有极少数者更被指派特殊情报任务，如担任通译、宣抚华侨、侦察民情等，就整体而言，通常每一回军夫都圆满达成派遣的目的，鼓舞了后进者的投入，可悲是接下来的每次派遣，无奈因战事翻转而成了牺牲者。前五回都1942年10月前结束任务返乡复员，但是当特设劳务奉公团成员期限到期后，不少人又继续留在当地工作，其中回到台湾者亦有人又为了高待遇诱因，再度投入其他军夫团转战他处，重蹈了悲惨烽火馀生。而第六回1500多名于1942年10月派往新机内亚的拉包尔驻扎屯兵，并参加新几内亚战役勤务支援，其结局因拉包尔战况危急，整团军夫现地征召作战，并随著日军部队溃败下场凄凉。
二、特设勤劳团
“特设勤劳团”据现今所知的资料，自1943年5月至1944年7月间，前后不到15个月，共派出30回，约为28,000馀人；是日本帝国政府与台湾总督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组织且最大规模的军夫派遣计画，是为回数与人数最多，且分布最广的派遣团体，多半被派往新机内亚与菲律宾。台湾青年派赴南方战地的目的，主要是以劳力支援的方式协助日军作战，工作内容除替日人兴建机场外，亦派至货物厂、船只碇泊场、野战货物厂、自动车厂等地，进行杂役或是农业种植的工作。不过往后战情危急，几乎都被编入部队一起做战备训练，直接拿起武器加入战局。一般而言，勤劳团派遣地多为战事吃紧的区域，诸如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当盟军开始登陆进攻时，该地的军夫全部现地征召编入战斗员，却受到美军的优势火力压制下，日军皆不敌溃败而撤离转进。但由于补所有后勤支援都被美军切断封锁下，在粮食和药品缺乏加上丛林与高地等恶劣环境，且台湾兵往往担负起危险又吃重的侧翼掩护任务，常常是与美军交锋对战的殿后部队，造成勤劳团成员大量饿死、病死、战死。所以战后遣返复员，能回到台湾者仅有11982人，死于异乡数目相对最多。
拓南战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皇民奉公会在1942年起，相继成立所谓“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海洋训练队”，开始培训前往东南亚地区支援的技术人才，来达到开发南洋丰厚的资源，暨战地屯兵自养之目的。
一、拓南工业战士
前后招募4期，每期受训6个月共700人。 是日据时代以“专业工程技术能力”养成、集体训练优秀的台湾年轻人，到南洋参与石油探勘开采的工作。其中第二期都到婆罗洲岛探勘开采石油，1945年5月的婆罗洲战役，日本失利导致婆罗洲被围，此时其属拓南工业战士被迫全部就地入营编组作战，七月美军登陆，拓南工业战士泰半阵亡，死亡比超过50%，几乎是军属单一招募名目中最高，亦因战争损失了一群专业人才。
二、拓南农业战士
继先前的农业义勇团后，成立的“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每期招募人数在500人左右，在各地训练所为期3个月的基本教育，乃是招募期数和人数最多。团员结训后，并搭配总督府“热带植物培养训练中心”，再进入训练所为期3个月，接著才派往海外工作，以农业指导助手、事务员、生产班长等职务任用。事实上不少是由海军工员送训，可能先前就先接受驾驶训练3个月，军事训练3个月后，才再来受“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受训3个月，又去“热带植物培养训练中心”又3个月的训练，前后一年多的养成教育，才足以在战地担当适任，也因扎实农业技能的养成，而能达到战地屯兵就养供给，但也因为分发前往南洋各战地，多半是派到新机内亚做农业栽培，无奈战况危急严峻陷于险境，使的很多台湾军夫再也无法回到故乡。 [7]
三、拓南海洋战士
“海洋训练队”系为集训台湾青年，培育其具备海事基础能力，所成立之具体组织。招募前后5期队员，每期受训3至4个月总计组训了350人。海洋训练队进行的训练内容，是和海军新兵训练无异，例如体操、手旗与短艇操作，以培养队员的船艇操作能力与临战反应。训练队队长宣称仅就游泳一项，在第一期队员甫入所时能游5、6公尺者仅有5人，经严格训练后，全员平均能游1公里，突显出海洋训练队极佳的特训成果。观察队员分派统计资料，除第五期队员派遣状况不明之外，前4期结训的225人，其中33人投入岛内海军军务、24人被派任为船员、留用助手或从事其他实业则有19人。而有高达149人被派至东南亚，显示在海洋训练队在组训完毕后，队员主要做为支援日军海外占领地军务之用。 [8]
海军警备队
中日战争开打后，因占领区陆续成立的海军根据地部队，可是海军并无如此驻守的人力规划，而日本海军的特别海军陆战队并非现在美式编制的陆战队，是海军警卫部队（含特种部队和防空部队）、海军训练中心（海兵团）、海军基地的勤务人员（含港务、通信）、海军陆上人员（含海军工员）组成的战斗任务编组，另外在占领区负责战地管理和治安工作，乃成立的海军警备队（含陆上警务科和水上警务科，类似宪兵队和海巡署的工作）。即采向同属海军的台湾总督请求人力支援，由于当时台湾还未实施特别自愿兵制，所以总督府以军属名义招募海军巡警。据此总督府受海军的需求，征招高等小学以上程度的青年，施予严格军事训练和警察教育的半年养成，派遣战地先以巡查补任职（薪饷每月90元），负责警察工作维持治安，两年后经考核可升巡查（判任官）。又招募海军通辩比照下士官待遇，担任翻译协助处理民事。另招募大批海军工员担任技术性工作，还有各种名目的军夫团，支援当地建设和各种后勤需求，到现地又挑选不少精壮转服特别海军陆战队。其中台籍海军巡警队主要部属在海南岛，乃因日军派台湾混成旅占领海南岛，后转移交由海军负责战地管理，当时海南岛游击队势力庞大时，相对巡警队的人力需求也就更多。为了清剿游击队，巡警队常与日本海军镇守府特别陆战队混编组成讨伐队，以补实驻守海南岛的特别海军陆战队缺额不足，通常由三分之一的日本军人（除了干部外多数是40岁国民兵），三分之二是台籍军人（包含巡警和军夫一般是20岁青年），而台籍军人配备火炮机枪等武器负责攻坚，是实际作战任务的主力，其战力却是不折不扣的陆战队。
战后，其中海南岛及广东一带,共有台籍日本兵约3万名，全部被关入集中营处置，由于国民政府认知问题，不少人被以汉奸论处，导致台籍战俘们所受待遇低于日本人，尤其在海南岛的台籍日本兵集中营，除了被漠视战俘权益外，生活条件最为艰苦，且整个遣返作业更是被刁难拖延；幸而盟军总部介入处理，这批台籍日本兵得以陆续搭美军的舰艇返台，但都已战争结束两年后了。
海军工员
海军除了战斗人员和勤务人员以外，尚需其他支援人力，如海军设营队的负责工程构筑（含港口与机场）、海军兵工厂（含制造厂和被服厂）的保养维修、兵站的补给业务、海外基地的军农屯田（因为补给线太长，制海权又被美军掌握，故部分粮秣需要当地自养）等，都需要招募大量海军工员来充当。即大量透过台湾总督府招募海军工员，跟特设勤劳团相异之处，在于其军种不同，且所需的技能养成训练较高。一般三个月的军事训练，三个月的专业教育（依各专业去受训），通常都要受训半年才分发派遣，到了派遣地实习后，还有各种专业技能升等考核，即技能检定及格，职务和工资都可升等。虽然明知要派往前线战地工作，但薪水高于军人福利又佳，故也吸引大批台湾青年报考加入。其中海军设营队参加者众，因在海外需要大批从事建设的技术人员，几乎被派往南方战区各前线驻地（尤其是前往新几内亚），由于海权的控制被美军掌握，补给缺乏造成生活待遇每况愈下，在战地又基于防卫任务需要，直接将设营队授编番号为海军特别陆战队之一，当面临太平洋逐岛作战中，遭遇美军猛烈火力打击，受到崩溃式的惨败，因此战损率很高牺牲重大。
1942年10月起台湾总督府以海军军属（工员）名义，招募公学校、高等科（共8000馀名）与中学毕业（400馀名）的13～18岁青少年，用半工半读方式为号召，以能赚钱又可取得中学或高校的学历，吸引许多优秀的青少年人报考；前后两年招募七期学生，共约八千四百多名，称为“台湾少年工”。先在台湾冈山海军飞行基地报到开训，再至日本神奈川的“海军航空技术厂相模野出张所”，受三个月的养成教育，然后以实习的名义分发。根据少年工口述历史得知，分发后起薪每月工资是80圆，若有出差勤可外加120圆津贴，每月最高可领到200圆，相较当时在台湾一般工资对比，算是很优厚的高待遇。次年相模野出张所（空C厂）扩充后，改名为“高座海军工厂”，除了一半的人留在本厂协助组装生产外，其馀4000人派到日本各地兵工厂作业，专门制造生产各式军用飞机的零组件。由少年造飞机报国的传奇，总计战争期间共制造了一百多架雷电战斗机，及众多各式飞机零组件等备料；但约50多人遭到美军空袭，而魂断异乡的悲剧。战后，这群台湾少年工们，在1946年初，除了少数人留下外，分别六批次（米山丸等）陆续回台。
在台湾的医师，就是菁英的代表。自日本殖民台湾开始，就很重视现代医疗体系（西医）的建立，因此也培养了大批的男女医师，至1940年代已有数千名合格医师在台执业。二战时，基于前线军队及占领区的卫生医疗需要，急需医疗专业人员的支援，所以台湾总督府亦于1943年8月7日颁布“南方医务要员炼成所规程”，然后在各州设立炼成所，以招募有执照的男医师，经过1－3个月的受训，即分发前往东南亚各地为军医。不过总督府召募的医务要员，其身分还是军属，尚非正统军人但比叙军官的待遇，并依照医师的养成学历、训练经历、公医官等、执业年资而去叙任相当的军职，（例如大学医科毕业者为中尉、医学专门学校毕业者为少尉、医师检定及格者为准尉。）且最高可以授予至中佐的阶级。（医务要员一般为非指挥职系，日本军制重视指挥职，就算非指挥职的上官,依旧要听从指挥职的下官领导。）这些军医秉持著勇气与爱心前往战地，遍布于东南亚各区域，几乎都是要担负火线救护的任务，且往往是当地的卫生医疗主力，故很受当地人所敬仰。由于战况对日本越来越严峻，而日本的海权慢慢受制于盟军，此时南方医务要员第5期结训分发，当中的59名医师学员、80名医务助手、200名农业生产工员等，同于1944年12月1日，一起搭乘货轮神靖丸号自高雄港出发，准备前往南海地区。不幸在1945年1月12日，航行到越南圣雀岬港（Port Saint Jacques）附近，遭美国海军快速航母特遣舰队攻击沉没；全船约95人获救，船上约共247位台湾籍人士罹难。此乃台湾医界史上最大的单一事件，损失最多的医务人员，台湾也损失了无可弥补的众多菁英。
再会了拉包尔
自1941年末日军攻打南洋后，位处热带地区幅员广袤，且具扼守澳军北上的新几内亚诸岛，即成为日人重要的占领地与军事基地，日本军部在此地派遣大量驻军。当然新几内亚岛附近，也成了台湾军夫们的主要派遣地。总之，1942年10月至1944年7月，日本海陆军透过台湾军征调台湾人，最频繁的1943年10、11月，几乎连日送出，一个接一个被投掷到这个绞肉机般的战场，高砂族称为“义勇队”，本岛人称为“勤劳团”、“农业团”，或者施设要员、卫生要员等，生命的危险度绝对不亚于日本兵。当盟军轰炸或是登陆进攻时，他们直接就暴露在盟军攻击的危险之下，加上生活环境艰辛等诸多因素，最终使新几内亚战死率如此之高。其中拉包尔乃兵家必争之地，首先于1943年8月17、18日攻击日军在新几内亚岛上最大的航空基地韦瓦克，继之以空袭的方式轰炸拉包尔 (1943年11月)，大规模破坏拉包尔港口、农场及各种设施，使岛上陷于瘫痪。1944年3月，盟军占领新不列颠岛的西部，控制新不列颠岛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海峡，同月20日，再占领新爱尔兰岛北面的艾米劳群岛，孤立拉包尔10馀万日本的海陆军部队；至此对于日军的新几内亚战线全面崩溃，日军败阵被退入穿越高山丛林后，因补给不继造成饥饿和疾病而陷入绝境，导致万馀名的台湾兵都魂断于新几内亚。及至战争结束，幸盟军仅围困轰炸拉包尔，并不像新几内亚其他诸岛那样惨烈的登陆作战，所以台湾人尚存有近万名，在拉包尔集中营等待返乡复员，可是亦不少人因管理拉包尔战俘营关系，而被视为战犯处理。
战犯的悲歌
战俘监视员
日本陆军在俘虏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安排上，主要是以雇用朝鲜、台湾等殖民地人为军属，分为相当于下士官的雇员及兵士之佣人两种级别，使其担任收容所相关警戒事务。在1942年5月，军方即委托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在台湾募集美、英俘虏监视员，其招募同样以福利和条件较佳为号召，且语言能力好者都能充当通译，报名资格为18岁以上、未满30岁，国民学校毕业程度以上之本岛人与高砂族男性，尚须检附履历书及医师开立之身体检查证明书；第一批的报名至5月24日截止，全岛共有5,737人应募，在6月1日至3日间于各州厅实施甄选，经录取共850人。往后亦循此模式招聘各梯次的监视员，受训期通常是军事训练3个月，专长教育3个月，结训后除了部分留在台湾本土外（台湾战俘营），多数远渡南洋各地看管战俘，由于日军在战场失利，随军队退守押解战俘迁移，并在途中执行诸多非人道命令。战后，盟军对所谓的日本战犯以及台籍日本兵，作出ＢＣ级战犯的审判。（注：Ｂ 级属战争罪，于战争期间对敌国民众的犯罪、Ｃ 级属违反人道罪，非仅于战时，包括平常时期对人民所犯下的违反人道之罪。）经日本史学者茶园义男编著《ＢＣ级战犯关系资料集成》整理，ＢＣ级战犯判刑的台籍日本兵计173名，其中26名被判死刑、几乎为战俘营的监视员，馀被判20年以下的徒刑（大部分也为战俘营的监视员）；这些战俘监视员，先分别关在南洋各地集中营，后来再移押至东京巢鸭监狱统一监禁，于1952年旧金山和谈后，陆续被释放。然而这些监视员，之后却面临到身份认同危机，由于日方宣布台湾人丧失日本国籍，战犯归属中华民国籍；接收的国民政府态度消极，认为他们对祖国认同及忠诚度有问题，并因228事件后加深其误解，返台后被加强监管，常面临到警总的跟踪与监视，生活不宁或被歧视，多半过著艰苦的生活。
特别志愿兵时期(1942年－1945年)
少年志愿兵
日本自古武家深信英雄出少年，所以自幕府时代即广置藩校，以培育年幼的新生代武士，此风转化成日后的各地军官幼校和少年兵学校,以培养未来军官和下士官，学生多以青少年为主故称之少年兵。当时日本陆海军各兵种少年兵学校，招募年纪仅15～20岁，资格是高等小学毕业、中学肄业、同等的补习学校者，体检和身家调查皆合格的有志军旅青少年，其学习两年和一年实习后，以下士任官并授同中学的学历，为日军专业的基层下士官干部。（但到了战争后期日本露败相时，曾大肆招收在校的中学生亦将年纪下降至14岁，且学习一年即以实习名义下部队候用。）诸少年兵学校的招募海报一发布，对于当时的台湾少年可说是造成一股风潮，在台湾因为中学生皆要被编入学徒兵担任预备队，日常在校除了学习外，尚要受军事教练，还要去建构防御工事的劳动。此时学校师长则鼓励优秀学生报考军校，又有高待遇能改善家计的诱因，况且当时连缓征都取消了，相较于当“军夫”或“特别志愿兵”，不如报考少年兵学校，日后凭努力亦是可能升迁为将校，更是凸显为精英高人一等的表征。虽然各校录取率偏低，但报考少年兵诸校依然都很踊跃，就算明知要被编入特别攻击队，还是络绎不绝的前仆后继跃跃欲试，其中如船王张荣发可说典型的写照。
“陆军少年飞行兵”于1933年4月奉敕令68号的建立，为当时日本陆军招募航空兵，以及培养航空人材的正式管道与制度之一，经一连串的筛选与试验后，取得复试合格的人会被分发到“航空基本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飞行基本训练。分科后，再依各学生所属的科目分派到各个“航空上级学校”受训一至二年，并在此接受各科的专业航空训练，训练课程结束后，再以实习名义分配到各个航空基地训练。共招收20期，到战争结束为止，曾招募了台籍百馀名向往飞行青少年加入，但若毕业者不少都被编入特别攻击队，不过多数幸受训未结业就终战而免于其难。台籍少数上阵者皆是战功彪炳，如击落盟军战机的许仑墩、参加特别攻击队牺牲的刘志宏最著名。除了航空学校的少年飞行兵募集以外，其他少年志愿兵的项目及学校，则另有陆军少年战车兵学校、陆军少年通信兵学校、陆军野炮兵学校、陆军重炮兵学校、陆军防空学校、陆军兵器学校等，均有台籍青少年加入其中。
海军是技术的兵种，相对各类专业需求量大，人员都要长时间的教育养成；因此在台湾也招募数百人青少年，加入日本海军的各种术科学校，包括普通科培训生、高等科练习生、特修科练习生等教育班队；而招募条件和学习模式，基本上与陆军少年兵大同小异。此外，海军飞行予科练习生于1930年开办招收学生，亦曾1944年10月顷，开办“特别丙种飞行预科练习生（特丙飞）”班队，成员乃从朝鲜和台湾所招募的海军特别志愿兵，选拔在高雄海兵团基础教育受训成绩优秀者，参加第1期练习生（朝鲜出身者50人・台湾出身者50人）共100人，并与“海军乙种预科练习生”第24期班队，同于44年12月1日一起在鹿儿岛基地受初级飞行教育，然后1945年6月转往至土浦基地受进阶飞行训练到终战。
预备干部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引进西方的军事制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兵役规划，经历多次的沿革调整后，并演发出类似台湾预官和预士的考选方式，入选者称为干部候补生，通常高等学校毕业可考选为甲种干部（军官）候补生，中等学校毕业可考选为乙种干部（下士官）候补生。1938年4月的新制，不管甲乙种的干部候补生，入伍后一律受训为期9个月的养成教育，甲种干部候补生的军阶，依递等级从二等兵进升至军曹（中士），受训不及格者即为军曹派用，受训及格者为曹长（上士）待遇的见习军官，而在部队见习中经长官推荐，才能正式实授为少尉，任职一年后大学毕业者或表现优秀者可升中尉；至于乙种干部候补生的军阶，也依递等级从二等兵进升至伍长（下士），一年后表现优秀者可升军曹。其中各军种比较有代表性台籍军官，如担任关东军大队长的陆军少佐锺谦顺、海军舰队船副的海军大尉刘元孝、海军陆战队的海军大尉吴振武、航发试飞员的陆军中尉许清卿、陆航飞行员的陆军中尉邱锦春。
学生出阵日文乃称为学徒出阵（大学生称为学生、中学生称为生徒），即原本20岁以上可以办理缓征的学生，因为战事不断的扩大，需要大量的基层干部，先是以缩短修业年限，其次取消高等学校生（文科和一部分理科学生）的缓征，后来所有中等学校以上的在校学生，都动员编入学徒兵担任预备队。为了鼓励大学生投笔从戎，各地（含朝鲜、台湾、满州国与沦陷区）皆陆续举办大型欢送会，在台湾所举行出阵的壮行会，于1943年10月21日以台北为集合地，1944年多了台南集合地。可惜这群高学历的菁英份子投入战场，很多担任神风特攻队员而牺牲，因此日本高教学校都立纪念碑，以纪念受征召而阵亡的学生。台籍学生只要是在日本统治区读书（含朝鲜、台湾、满州国与沦陷区），几乎都会被征集到，此外这些出阵的学生，也是台籍日本军官的来源之一。当中前总统李登辉为最具代表性，其在干部班队同一起受训者的资料显示，另有12名台籍的大学生，日后皆为受重任者。
高砂义勇队
依照目前资料显示，早在台湾军混成旅要招募军夫时，就有高砂族去应征且从征立功的记录。不过专门以高砂族为对象组成的部队，乃台湾军参谋长和知鹰二观察理蕃事务心得提出的建议，由台湾总督府从1942年初开始招募起，通常每3个月招募一回，以“高砂义勇队”名义共招募了七回，高砂族“特别志愿兵”招了两回。（在日本时代的户籍属原住民，尚有多个平埔族群登记，而且人数也多于高砂族群，却仅由高砂各族群成立高砂义勇队，可见日本人对高砂族的资质特性评价很高，不是以汉化的平埔族可以比拟。）第一回招收各部落的菁英500名，经短期的基本教练和编组，在1942年3月12日以“高砂挺身报国队”的原名授旗成军；3月23日到达菲律宾马尼拉上岸后，本该是担任辎重工作和勤务支援的军夫，但在丛林绝径里能开路前进，又可从崖岭峭壁攀越通过，善潜伏默行并能观辨敌踪，且个个都是英勇善战的神枪手，因此不久改编成称为“高砂义勇队”的战斗支援部队；其适合担任特攻奇袭的任务，先后在4月份的菲律宾巴丹半岛战役，及5月份的科雷吉多岛战役 (1942年)，都立下奇功深受日本人赞赏。故当第一回成员回归乡里，都获得日本当局以优厚的条件安置。
自第二回起所招募的成员，开始要先受3－6个月的军事训练和专长教育，通常高砂义勇队在受训期间，品行忠忱及学科术科测验绩优者，都会提报为代理班长或军夫主管任用，结训后全员（含日本人在内的队职干部）才搭船分发至前线各地。第二回招募1000人，于42年7月份前进菲律宾担任绥靖的工作。第三回招募600人，在42年10月份前进200名到索罗门群岛，其他414名转往新几内亚岛。第四回招募1000人，1943年3月以后陆续分几批前往新几内亚。第五回的高砂义勇队，共有516名队员于43年7月被派遣到新几内亚。通常队员们到了战地后，先安排位在各地的陆军野战货物厂服务，从事担任搬运物资补给的军夫工作一阵子，接著派遣到各据点部队开垦屯驻；然而这些高砂义勇队，本来就天生的丛林战士，并都有再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当新几内亚战况危急时，即全部以现地征召的方式，编到战斗部队的特别行动队。如赫赫有名的“猛第2689部队”，“猛”字部队任务是为掩护日皇军转进顺利，而扮演阻扰美澳联军展开突击的游击战部队，但也因此付出惨痛的高伤亡代价；其他留在新几内亚的高砂义勇队，亦同样纷纷被编成立特别行动队，如“斋藤特别义勇队”、“大高搜索队”、“猛虎挺身队”“佐藤工作队”、“神林部队”等，皆是属于陆军特种部队番号。
另外第六回和第七回是各招募约1000人，由海军向台湾总督府提出的员额，皆在台中基地受3个月基础军事训练，然后以海军工员任用并到高雄再加予3个月专长教育，但到了战地全被编入海军特别陆战队驻守。第六回4月15日入伍，结训后于10月份高雄搭船派去拉包尔，战后能回到台湾者仅有280名；而第七回7月15日入伍，结训后则12月份高雄搭船前往新几内亚。可由前仁爱乡长布农族的高聪义回忆得知概况，其在1943年7月自愿加入第七回的高砂义勇队，据他的访问录记载：“高砂义勇队的行动，在那时是秘密、不公开的；他们在战场从事的工作，是同军人参与作战的任务，但身份并不是军人，也不是军属（有点像廓尔喀雇佣兵军团）。由于高砂义勇队是被征调的（不像日本人，当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国民义务），工作危险性也较高，因此薪津要比一般军人月俸高。一般军人月俸17圆，高砂义勇队是40多圆。调去海外者另有加给，且前线再加成，每年还有奖赏和升等，这一切都有明文规定。我进入第七回高砂义勇队后，到台中的旧军用飞行场（不是清泉岗）受训六个月，属于第三中队。第七回高砂义勇队有五个中队，将近1000人；每个中队有四小队，每个小队一位小队长和一位指挥班长（类似副小队长，战时执行小队长的职责）；一个小队长带四个班（一个班即一个分队），一个班有13名使用步枪的队员，另外再由两个队员负责一支机关枪，等于一个班有15个人。我们在昭和18年（1943）12月时由高雄出发，前往新几内亚。抵达新几内亚后，高砂义勇队的五个中队与当地的日本海军独立队混编，我的部队属于佐世保镇守府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
尔后几回，改以高砂族“陆军特别志愿兵”的名义招募，第一回高砂特别自愿兵于1943年10月招募500人，11月15日在台湾军第一联队所属的新竹湖口基地入伍，由南机关出身的川岛威伸少佐担任大队长，大队下设队部和4个中队，中队下设队部下和2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设5个班（分队），干部和士兵一起全员施以特种作战训练6个月。结训后于1944年5月28日从高雄港出发，6月初经马尼拉驻泊补给，至7月12日开到印尼摩罗泰岛后，全部被编入“辉第二游击队”。不久9月15日美军发起摩罗泰岛战役的攻击行动，在美军登陆后猛烈攻击下，高砂兵战死泰半，战后仅173人回到台湾，且遗有残留日本兵中村辉夫。
另外在大约同时期，台湾军将从日本陆军中野学校特训出来的干部40名，及台湾高砂义勇队里再选拔出约152名的菁英，以现地征召转服陆军特别志愿兵的方式，编成台湾军游撃第1、2中队的特种部队，亦与“辉第二游击队、还有其他空挺队共1000人，相同在湖口基地一起训练，由于日军参谋本部计画把这一回的兵员施以特训，担任能陆海空三栖作战的特种部队，因此跳伞训练也是重点之一。5月28日高雄港与“辉第二游击队”同船出发，只是在经马尼拉停泊时下船进驻，由于1944年10月菲律宾的雷伊泰岛战役(Battle ofLeyte Gulf)中，日军为了封锁美军的空中武力，维持日本输送船航行安全，策划了以运输机搭载特战部队，强行降落敌机场突袭，形同自杀的战术。此次行动称为“义号作戦”，部分行动交付台湾军游撃第1中队实施，故其派遣四个小队去分别突击，每一个小队编制队长军官1人、队附士官2人、队员是上等兵12人，以队长中重夫中尉为首共60名成员，成立代号“薰”空挺队来执行此任务，11月7日他们搭乘4架零式输送机(ダグラス输送机)，由“飞行208戦队”的桐村浩三中尉以下8名驾驶，同神风特攻队般壮行出发前往雷伊泰岛突袭。搭载“薰”空挺队的1号机，先在日本军控制的巴伦西亚机场着陆，与第日本26师团会合后一起行动，担任前锋开路侦察危险的任务，他们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台湾。“薰”空挺队2号机降落布拉文（Burauen,），黑夜中猛烈攻击布拉文美军机场，“薰”空挺队员对著飞机丢“炸药”、“手榴弹”、“易燃物”，布拉文机场美军一时混乱，却发现日军数量太少，即开始包围歼灭“薰”空挺队员。另在美军记录在布拉文东方16公里塔克洛班海岸，发现2架日本军大型机消失于黑暗之中的报告，可能的下场是搭载3号和4号机的“薰”空挺队员，亦袭击了附近的塔克洛班(Dulag)机场，但也因“玉碎”行动而战死异乡。
至于第二回高砂特别自愿兵在1944年10月招募800人，44年11月入伍编进台湾军，亦是干部和士兵全员一起在新竹湖口基地，同样施以特种部队训练6个月后，因美军的海上封锁导致部队无法顺利外调，另也为了防御美军可能登陆台湾，幸而全部留守本岛至终战。
战后，众多跟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退役日本官兵皆感念不已，更赞叹高砂义勇队的精神、能力远远高于日本内地军人，使日本军的行动往往极度依赖高砂义勇队。其中有回忆说道：“该队人员能于无道路之丛林穿梭自如，也可以分辨远处声音来从事侦察，凭借一把番刀遮伏痛击敌人。由于队员精于狩猎采集的野外求生技能，对丛林内的动植物可分辨可食或不可食，并传授其他日军在丛林生活的方法，使日军同僚被围困在缺粮下得以补给。”又有原日本同僚亦说“日本兵罹患疟疾，高砂队员能冒险摘椰子取水解热。”另有共事过的日本部队长感叹道：“高砂队员的英勇、服从、为长官效命及牺牲奉献的精神，连内地出身的将兵也难望其项背。”[f]另外，相较于其他日本殖民地征召的军队，战时的日本精神锻炼也同样遍地雷厉风行开展，但却没有如同高砂义勇队受到深深的影响，从新几内亚战场的表现可看出端倪，朝鲜籍部队就显得散漫的多，更别提其他东南亚籍部队杂乱无章，高砂义勇队奋战不懈的精神，实在是令人钦佩的称赞不已。因此，高砂义勇队不少战功彪炳被破格晋升者（很悲情多半是殉职追晋），不过也有如阿里山乡邹族的汤守仁，被派至中国战场因有特殊战功，破格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晋升为军官。
日本在未宣战的情况下，于1941年12月7日，袭击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拉启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旋即1942年1月（昭和17年），在台湾公布“陆军特别志愿兵令”，限定台湾籍人员自17岁至30岁，均可参加应募。选取合格者即可入台北六张犁“陆军兵志愿者训练所”，受六个月入伍训练，结训后始有被采为陆军志愿兵的资格。1942年度第一期“陆军特别志愿兵”召募，有425,921人应募，取1,020名，分前后两期各508人与512人，进入“陆军兵志愿者训练所”受训，前期训生入营充现役兵，后期结训生作第一补充兵；，在第一年结训后，多补入为48师团，派往南洋作战。1943年2月12日召募第二期陆军特别志愿兵，当时有601,147人前来应募，取1,030人受训。1944年应募陆、海军者，共759,000馀人，而第三期陆军受训人数则增为2,200人。第二、三期结训者，除为现役兵外，馀为第一补充兵守备台湾。另外陆军特别志愿兵也于1943年10月与44年10月，先后两期专门召募高砂族的志愿兵，各为500名及800名。据统计日军召募台湾人充当“陆军特别志愿兵”者，约有5,550馀人。
1943年（昭和18年）5月11日，日本通过阁议，颁定敕令608号〈海军特别志愿兵令〉，宣布在台湾和朝鲜同时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台湾总督府在7月17日公告“海军特别志愿兵令”，于8月1日正式招募。应募者资格：凡年满16岁至20岁者（翌年修改为14岁至20岁），须国民学校六年毕业者以上学历者，体检合格均可应募，服役年限为3年，预备役为12年。第一期提出申请者高达316097名，应募合格者1,000人，在10月1日到台湾总督府设立“海军兵志愿者训练所”受入伍训练6个月，接著再入高雄海兵团受专长教育3个月。海兵团是海军训练机构，内有六个兵科包括水兵分队、机关兵分队、通信兵分队、工作兵分队、主计兵分队、卫生兵分队等，有别于训练所阶段授予的基本军人训练，进入海兵团后分别编入所属兵科，并依其专业施行训练课程。结训后为一等兵，其被分派地点大略归结为三处：一、东南亚各战地、二、分入台湾本岛各海军部队、三、优秀者送往日本海军诸学校进修，待结业后再行分发。随著战事的进展急需大量人员，第二期1944年4月1日召募入选者2,000人；并于1944年5月9日，日本内阁发布敕令第340号〈海军特别志愿兵令改正令〉，原本志愿者需先入训练所，受一定训育后，经认定符合资格者，方可进入海兵团之规定，现根据此改正令废除训练所，改为直接入高雄海兵团受基础教育6个月训练，且每3个月即招募一批次兵员送训。所以第二期即1944年8月1日提前进入高雄海兵团受训3个月，第三期也一起同日直接进入高雄海兵团，不过要在海兵团受基础教育6个月训练。第二期结训后，成绩优秀者则被送至日本内地海军诸学校进修，其中有一批300名的台湾籍士兵，则在1944年11月7日被安排登上特设巡洋舰护国丸，由基隆港出发航往吴军港；不幸却在1944年11月10日凌晨，护国丸航行至九州外海古志岐岛灯塔海域附近时，遭盟军潜舰Barb号以鱼雷击沉，事后清点乘员名单，有台湾籍士兵212名就此失踪判定阵亡。由于雷伊泰湾海战大败后，日本海军的制海权与制空权旁落，终导致台湾各港口机能的丧失与海域遭受封锁，因此第三期结训后已无法进行外派，全部均留在台湾本岛海军各部队服役。日本当局面临即使如此，对台湾籍海军特别志愿兵的组训工作仍然持续不辍，紧接著第四期在11月之际召募入伍，又1945年2月又有第五期召募入伍，至1945年5月间则有第六期的召募入伍，总计六期共召募11,000馀人。另外，海军特别志愿兵除于台湾本岛征募之外，在海外占领地，台湾人亦可经由一定程序办理申请转服特别志愿兵，如海南岛驻守的部分台湾籍海军特别志愿兵；但在太平洋前线战地情况危急下，往往是现地征召转服志愿兵的方式，直接纳入特别陆战队的战斗编组。
全面征兵时期(1945年1月－8月)
1944年（昭和19年）4月19日敕令公布台湾实施征兵，9月1日施行。1945年1月开始对台湾全岛19岁至40岁的壮丁，第一梯共45,726人施行身体检查，分甲种体位4,647人，乙种体位18,033人入营为现役兵。2月再检查合格壮丁7,000人，征送入营为现役兵，另外7,000合格壮丁为补充兵。因战况危急至此，征兵召集众多的义务役，皆划入台湾军扩编所辖的部队内，又为防止美军登陆，大都派在台湾本岛巡弋海岸与保卫军事要地。
战后的赔偿情况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中（台湾）日双方开始协商二战时期，原有台籍日本兵之赔偿事宜，但当时日本政府坚持，因为台湾已经被中华民国统治，在不具有日本国籍身分的情况下，这些原台籍日本兵与军属不能与日本人等同享有，由日本政府所订之《恩给法》及《战伤病者战殁者遗族援护法》之权利。再加上《中日和约》〈第三条〉中明订──“关于日本国及国民在台湾及澎湖之财产，及其对于在台湾及澎湖之中华民国当局及居民所作要求（包括债权在内）之处置，及该中华民国当局及居民在日本国之财产，及其对于日本国及日本国国民所作要求（包括债权在内）之处置，应由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间另商特别处理办法。本约任何条款所用‘国民’及‘居民’等名词，均包括法人在内。”因此，要整合求偿有相当难度。
直到日本与中共政权于1972年9月27日建交之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口头终止与中华民国所签订的《中日和约》后，反倒比较容易展开对日求偿的作业，但求偿的工作结果仍旧是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有求偿的项目相当繁多，诸如：台湾人被征服兵役或劳役伤亡者之抚恤金、应领未领之薪金、军邮储金、驻外银行存款、现今引换证（兑换券）在台之保险金…各种公债（如第一次界大战结束之德国马克）、邮政储金、补偿费等。而日本政府除了搬出法令阻挡外，也反过头来要求我们必须协商赔偿，当时原居住于台湾地区日本人，在遣返日本之后所留财产之补偿。
1977年，由台湾的5个民间团体，如“台湾前国军退伍军人及遗族协会”、“台日和平友好促进会”等组织，开始对日本政府要求补偿金，包括当年的“军事邮政储金”、“简易人寿保险金”以及“海外日本兵军饷”等。迫使日本政府编列预算，于1987年9月11日在众议院，18日在参议院相继通过，支给台湾人原日本兵死亡及重伤者遗族《特别吊慰金支给法》，除了发放每位阵亡者遗族“吊慰金200万日圆”外，日本政府还另加拨事务费4,700万日圆，作为委托中（台）日两国红十字会之发放作业金，发放作业原本计画自1988年起开始发放，预计以3年的时间完成所有发放作业，不过实际上却拖至1995年才开始发放。（当时120日元可兑换1美元；美元与新台币的平均汇率为27.37元；200万日币约等于45～46万台币。）
依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资料，战死和失踪的日籍台湾兵有30,304名，但最初中华民国内政部所记载之阵亡台湾兵人数却高达42,678人，之后经亚东关系协会和日方仔细比对后，删除部分重复登记的名字后，最后确认实际阵亡应为32,806人，重伤者有327人，伤亡总数共为33,133人。遗属经过多年争取，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每人日币200万圆的吊慰金。日本政府却对日籍台湾兵有差别待遇，比起日本军的慰问金数目，相差数十倍。（但战后日圆的狂贬，到回升至稳定值间的波动倍率，这方面也是要去评估；不过当时1980年代，国军义务役死亡抚慰金不到台币20万元相比，可以客观比较。）
“原日本军人军眷之未付薪金”、“军事邮政储金”、“外地邮政储金”、“简易人寿保险金”、“邮政年金”等五项给付，又以“军人军眷之未付薪金”与“军事邮政储金”两项金额为最高。军人薪资积欠部分共有八万四千件，在民国89年（2000年）1月底前计有五万五千件提出申请，占总数的66％，而实际领钱的有四万三千件，约占总数的51％，己支付61亿日币。军事邮政储金方面，全部件数约是六万件，己提出申请者为五万三千件，占总数的98％，己受理支付者共二万九千件，约达总数的48％，己支付34亿9千圆日币，日本政府共编列353亿日圆预算来偿还债务，但到民国89年（2000年）2月底约仅发还110亿，显示因为补偿金额过低，日本政府付给日本内地军人的是原金额的7,000倍，至于补偿付给台籍日本兵则仅有“120倍”，（平均每个帐户补偿金额约12万日圆，折合约新台币2～3万元。）许多老兵认为受到重大侮辱，气得拒绝领取，声称：“要让日本政府永远欠我们！”。
日籍台湾兵个案
邓盛：原台湾籍日本兵对日讨债团团长
邓盛担任原台湾籍日本兵对日讨债团团长，以战伤重残伤兵之平民身份，代表战死家属与重残伤兵状告日本政府，与日本政府缠讼多年。促成日本于其身故后，以民间名义赔偿，原台湾籍日本兵，战死战伤重残每人200万之慰问金赔偿，及后续之邮储金赔偿。
许昭荣：全国原国军日籍台湾老兵暨遗族协会会长
许昭荣担任全国原国军日籍台湾老兵暨遗族协会会长，因抗议现于台湾的政府对日籍台湾老兵及遗族不闻不问，而于2008年5月20日自焚而死。
黄金岛：从海南岛归来的二二八战士
汤守仁：关东军的台湾原住民军官
陈篡地：被征召到越南的传奇军医
史尼育唔：经31年才解甲归乡的最后日本兵
史尼育唔在日据时期叫“中村辉夫”，汉名叫“李光辉”，是属于阿美族的台湾原住民。1943年10月15日入选高砂族“陆军特别志愿兵”，而离开家乡台东厅新港郡都兰庄（今台东县东河乡），先在新竹湖口基地（当时加入台湾军第一联队），接受陆海空三栖特种作战训练6个月后，以陆军一等兵的身分，于1944年5月28日从高雄港出发，前往印尼摩罗泰岛驻守，在7月12上岸，旋即被日本军编入“辉第2游撃队”，不久美军于9月15日发起海空攻击行动，随后采取登陆作战，在美军猛烈的攻击下，此时担任侦查兵的中村辉夫和部队离散了，就深入丛林中潜伏伺机行动，利用野外求生的技能继续支撑著，并不知道日本已经1945年8月15日宣告投降，所以仍然一直坚守奋战不懈，在丛林中独自顽抗度过了31年。
虽然1956年在这个岛，发现了其他9个日本兵（3个日本人，6个台湾人），但依旧遗漏了中村辉夫，尔后期间有所听闻却都不以为意。直到1974年11月中，“辉第2游撃队”前队长、陆上自卫队退役陆将补（少将）川岛威伸带团前往摩罗泰岛吊祭时，听闻到还有日本兵残留，就坚持印尼政府要协助搜寻；印尼政府马上派遣11人组成的搜寻队，终于在12月17日发现其踪迹，隔日早晨一行人唱著日本国歌君之代，中村辉夫听到歌声就惊讶的出来探望，随后被搜索团带回基地。1974年12月25日，日本驻印尼大使馆接获“寻获日本兵”通报，28日大使馆防卫驻在官（武官）汤野正雄飞赴摩罗泰岛基地，会见在医院中接受体检的中村辉夫。面对武官的询问，中村极为清晰的以日语一一回答。当武官告知中村，30年来的世局变化，同时台湾与日本已经一分为二时，中村依然冷静回答：“日本没有输，我要回日本！”（日本は负けてはおりません，自分は日本に帰りたい。）12月29日，日本大使馆为中村辉夫于雅加达举行国际记者会，会中虽备有福建语翻译，但中村坚持使用日语全程回答，此举让中华民国政府甚觉颜面无光。
在双方政府角力下，“最后的帝国军人”中村辉夫兵长，还是以“李光辉”的新身份送返台湾。当时获得日本政府补偿金和民间捐款及台湾政府的救助金共约100万台币（800万日圆）。于1975年1月8日回到台湾，可惜造化弄人，在机场的欢迎会中，得知妻子改嫁时还暴怒，当时出生仅一个月的儿子，已长大成人结婚生子。虽然部落乡亲亦在泰源小学举办盛大的欢迎会，但毕竟离开故乡31年了，还是相对非常生疏，更何况回家乡后，他的心理和生活都受了巨大转变，自此在心情、作息、饮食都不健康的情况下，罹患肺癌并于1979年6月病逝于台大医学院[9]。
由于印尼人的观念，认为是日本帮助了印尼独立建国，所以对日本很友善，摩罗泰岛特别也建立了二战博物园区，并于2012年9月14日，建造了中村辉夫的纪念铜像，且巂文说道：“一个守护印尼摩罗泰岛而对抗殖民者奋战不懈的战士”。
李柏青：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建国英雄
李柏青（1922年－2013年10月16日），日本名宫原永治，印尼名Umar Hartono（乌玛尔·哈托诺）。为日据台湾的台南州人，乃是第一期陆军特别志愿兵，从征东南亚各地，有战绩且实战经验丰富者，战后和同袍为认同大东亚共荣圈理念，即参与印尼独立战争而浴血奋战，终成为印尼建国英雄之一。并在2005年，出席印尼建国60周年庆典，获印尼总统尤多约诺颁赠印尼建国英雄勋章，为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外国人。
陈智雄：台湾独立运动牺牲者
陈智雄（1916年2月18日－1963年5月28日），台湾阿缑厅人（今屏东县中北部）。从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因精通多国语言，被派至印尼担任外交官，随日军担任通译，战后参与印尼独立战争，并娶印尼当地的印荷混血女子为妻，又透过妻儿的掩护，将原日军的军火供应给印尼独立军，独立后首任总统苏卡诺待他如国宾，且授以荣誉国民的最高荣誉。
之后，因参与台湾独立运动而抛家弃子，离婚后欲回台湾，却被护照撤销成为无国籍者。为了进入日本，在飞机上巧遇瑞士外交官，受其协助取得瑞士国籍。曾经担任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东南亚巡回大使，中华民国政府视为眼中钉，把他由日本诱捕回台，在无情凌虐皆坚定不屈，惨遭枪决处死，身后由其妹处理，奉安于宜兰白莲寺，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
刘志宏：神风特攻队队员
刘志宏（1923年－1944年），日文名泉川正宏，新竹州苗栗郡铜锣庄人，于日本东京陆军航空学校、所泽陆军航空整备学校接受飞行训练，在参加菲律宾特攻出击时，被美军高射炮火打下身亡，死时年仅21岁，之后入祀日本靖国神社。是目前记录可证实的台湾籍神风特攻队队员。[10]
董长雄：战后被日本政府忽视的战犯
董长雄因成为战犯而被判绞刑所写的遗书，一直被放于日本靖国神社，未交到遗属手上。
2003年，台湾“全国原台籍老兵暨遗族协会”会长许昭荣被日本人告知此事，并经由他将遗书影印本带回台湾，交给董长雄家属。
台籍日本兵董长雄，二战期间离开妻子和年幼的独子，被日本政府征召到印尼管理战俘营。日本投降后，这名宪兵队通译被盟军国际审判庭视为战犯，并判处绞刑，当时有26名管理员被处死，但只有两人被处绞刑。 临刑之前写了遗嘱。这份遗嘱，日本政府并没有交给遗族，而是存放于日本靖国神社。他临死前遗愿，希望死后独子董英明能接受日本教育。但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多年，终其一生，不曾受到日本政府的照顾。
董长雄遗书中写著：
| “ | 我是台湾人，因故我奉献我的身体，牺牲了妻子，在法庭上力争，最后失败而赴死地。我是为了日本，遵守始终一贯的信念来战斗。如今国籍虽有变更，但我仍想以日本军人身分走向那另一个国度。若是这法庭不是为正义，而是为报复而进行裁判，那我被判处死刑也毫无怨言。 | ” |
在遗书中为独子董英明请求：
| “ | 大日本帝国若能复兴，期望日本政府能给我那一个儿子有接受日本教育的机会。 | ” |
只是日本政府没有依照其遗愿（大日本帝国并无复兴），让董英明到日本接受教育，更让董长雄的遗书留在日本靖国神社五十多年。
台湾国史馆台湾文献馆长刘峰松、编纂李展平到屏东县做战后史田野调查，在枫港找到董长雄的儿媳孙素珠。她说，房租两千块钱，一年顶多三个月有工作。这日籍台湾兵的后代家徒四壁，日本政府从未关照他们家。
2003年日本政府曾请许昭荣代为探视董英明，了解其近况，但知道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后，即不再闻问。
简传枝：自愿的日籍台湾兵
简传枝，于2005年84岁的宜兰县民，60年前志愿从军当日本兵，日本名“竹内传一”。 简传枝花了五年时间，以日文、中文完成“日籍台湾兵手记”，并提供给在台湾的国史馆参考。
简传枝说：“当年自愿当日本兵的台湾囡仔（台湾语，年轻人、小孩子之意），只想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没有侵犯他国的意图！”他透露说：“日本时代的台湾人，可说是二等、甚至三等国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湾人配给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湾人供给量少的下等猪肉。因为只有当兵才能不被歧视，可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因此，许多台湾人就志愿从军。”
简传枝说，1942年，42万多名台湾人自愿当日本兵，但经过严格筛选后，只录取502人；有台湾人未获录取当日本兵者，甚至想不开去自杀。他那年21岁，在七堵乡公所畜产课课员，志愿从军并获录取。
简传枝说，当时日籍台湾志愿兵可说是“男人中的男人”，极为风光。那时自愿进入日本陆军，将生命奉献给日本的日籍台湾兵，为的只是表现台湾人也有资格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成为一等国民，根本没有要侵犯中国或他国的意图。
简传枝问：“如果当年日本没有战败，台湾现在还可能是日本的领土，何来背叛之说？”当年他争取到平等的待遇，到现在还以曾身为日本兵为荣，也曾四度到日本靖国神社参拜过。
简传枝同时保存一个“大东亚从军记章”，是参加战争，日军送的纪念品。简传枝说：“但在反日宣传教育下，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往往对上一代曾为日本兵的长者，误会是侵害中国人、帮助仇敌、当成背叛者！这应该是60年来日籍台湾兵共同的沈郁吧！”
吴连义：战后残留越南的最后一位台湾人
吴连义，1943年毕业于嘉义农林（今嘉义大学），翌年被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派到越南的日本军农业试验场工作，战后成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弃民”。吴连义后来滞留越南在当地娶妻生子，居于宁平省，2006年辞世，遗愿望落叶归根。[11] 此外相同经历者，尚有黄灿铢（乃台南市长黄伟哲的叔公），1922年出生，北门农工毕业，二战时亦被日本商社派到越南拓殖，战后错过返乡机会，而娶了当地世家女子落地生根，还从军最后官拜越南共和国（南越）陆军中校，且1974年3月退伍时曾返乡，并曾被当时的《联合报》报导过。却也因此，在统一后的越南被监禁劳改11年，出狱后侨居丹麦10年，等越南改革开放才再回胡志明市定居终老，于2016年初辞世，其内心始终惦记台湾故乡的社会脉动。[12]
李登钦：马尼拉战役阵亡的海军特别志愿兵
本名：李登钦（日本名：岩里武则），为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之兄。1921年2月19日出生在台北州淡水郡三芝庄，淡水高等小学毕业，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任警察，官阶为巡查。1943年报考海军特别志愿兵第一期，当时提出申请者高达316097名的竞争下，通过体检、笔试、口试才获得录取。并在高雄海兵团受训完后，1944年7月前往驻地服役，编入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日本海军“第31特别根据部队”，任职舰艇轮机兵。不幸于1945年2月15日在军舰上战殁，随即与军舰同沈入海，得年仅24岁，以阵亡军人的身分，灵位入祀靖国神社供奉。
统计
死亡统计
| 地域 | 分类 |
动员 | 复员 | 不明及战死 | 不明及战死率 |
| 朝鲜半岛[13] | 全体 |
242,341人 | 240,159人 | 22,182人 | 9.2% |
| 军人 |
116,294人 | 110,116人 | 6,178人 | 5.3% | |
| 军属 |
126,047人 |
110,043人 |
16,004人 |
12.7% | |
| 台湾 | 全体 | 207,183人 | 176,879人 | 30,304人 | 14.6% |
| 军人 | 80,433人 | 78,287人 | 2,146人 | 2.7% | |
| 军属 | 126,750人 |
98,590人 | 28,160人 | 22.2% | |
| 日本本土 | 全体 | 781.4万人 | 551.4万人 | 230万人 | 29.43% |
BC级战犯
| 地域 | 有罪 | 死刑 |
| 朝鲜半岛 | 129人 | 14人[h] |
| 台湾 | 173人 | 26人 |
| 日本本土 | 5369人 | 922人 |
募集
| 年度 | 志愿者 | 入所者数 | 竞争率 |
| 1938年 | 2496人 | 406人 | 16% |
| 1939年 | 12,348人 | 613人 | 4% |
| 1940年 | 84,443人 | 3,060人 | 3% |
| 1941年 | 144,743人 | 3,208人 | 2% |
| 1942年 | 254,273人 | 4,077人 | 1% |
| 1943年 | 303,394人 | 6,000人 | 1% |
赔偿金
1987年日本政府用特别立法的方式，以“吊慰金”的名义补偿台籍日本兵[i]。
惟“吊慰金”不是日本政府给付日本军人之“抚恤金”，且“吊慰金”与日本军人的“抚恤金”有较大的差距。日本政府给付给旧日本军人的“抚恤金”约为台籍日本兵的“吊慰金”的58倍。
| 对象 | 名目 | 金额 | 给付者 |
| 战没者遗族 | 特定吊慰金（一时金） | 200万日元 | 遗族 |
| 重度战伤病者 | 特定吊慰金（一时金） | 200万日元 | 本人･遗族 |
支给状况
日本赤十字社审查、裁定（总理大臣裁定权限委任）：
- 受付29,913件
- 给与29,645件
- 却下268件
总额：529亿9,000万日元
日据时期的日本军歌
除了日文军歌如《台湾军之歌》等以外，还有别的元素添入军歌。台湾在日本的皇民化运动下，闽南语流行歌谣被禁，同时日本政府为了召集台湾人前去南洋当军夫，将《望春风》、《雨夜花》、《月夜愁》等流行歌曲改填日语歌词，成为《大地在召唤》、《荣誉的军夫》、《军夫之妻》，此举使得当时闽南语词曲创作遭压抑，扼杀台湾歌谣的创作自由，因而在二次大战最后几年完全被日本军歌所取代。
相关条目
注释
- ^ 请参阅汤熙勇著，〈脱离困境:战后初期海南岛之台湾入的返台〉，《台湾史研究》第十二卷第二期，页167－108，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05年12月。
- ^ 请参阅薛宏甫编著，《台籍老兵的血泪故事》，高雄市政府文献会，2009。
- ^ 军属在日语中为军中雇员之意，在军队中属于文职和技术人员，却不具有军人身分。
- ^ 军夫乃在军中负责杂役的苦力，与军属一样不具军人身分。
- ^ 通常“军属”被赏军功，照规定是授予瑞宝八等勋章和赐金90圆的嘉奖。
- ^ 请参阅黄智慧，《解读高砂义勇队的“大和魂”─兼论台湾后殖民情境的复杂性》，《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学报》，卷 1 期 4，页 146。
- ^ 除中国和苏联部分外
- ^ 军人军属。一说23人。
- ^ 相关法律：[1]、[2](1988年)
参考文献
引用
- ^ 李筱峰. 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台灣人的戰爭經驗回顧展」序說. 李筱峰个人网站. 1997-08-20 [2005-04-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5-05-25） （中文（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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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した瞬间にその恐怖からは解放される、苦しか、切なか行です たい。ばってん、残念ながらいつか、必ず来るとですなあ” “なるほど。失明した瞬间に‘失明という恐怖’から解放される、と いうことですね” “はい。その日があなたの解夏ですなあ” さだまさし‧〈解夏〉より
参数|title=值左起第61位存在换行符 (帮助); 参数|quote=值左起第33位存在换行符 (帮助) - ^ 3.0 3.1 3.2 3.3 周婉窈; 共同编写人. 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年) 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編. 台湾史论文精选(下) (台北: 玉山社). 1996: 1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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