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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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源遠流長，人類蹤跡始於超過公元前3萬年的舊石器時代，其後被秦朝納入中國版圖後，踏入信史的開端。香港是位於中國南部沿海的一個農業（包括土沉香）、狩獵、捕魚及產鹽之處。其後英國從滿清手上佔領香港，沒收原居民的土地，建立殖民地而成為自由港，香港早期以經營鴉片貿易為主，隨後發展為東南亞與中國的貿易中轉站[註 1]。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至改革開放前，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全部停止，香港逐漸由貿易港口轉型成工商製造業城市，在東南亞排華後不停吸收華人資本，與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一同成為以世界各地華人資本為主的國際金融中心。
在香港地區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前，未有「香港」概念，惟「香港」經由英國發展已經不僅再是一個小漁港，它屬於亞洲中心位置，南海内海。而「香港」這名稱，最早是出現在明朝的《粵大記》上，位置為今日的鴨脷洲内小型漁村。直至1841年香港開埠後初期，英國政府正式為此地命名為「香港」，並且慢慢由漁村發展成為城鎮。其繼香港島後，九龍半島亦分別為英屬領土；及後為《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為期99年。1953年，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二世更為香港進行加冕香港典禮為英國屬地。
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英國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及制定香港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以保障香港五十年不變，亦確定1997年7月1日起，英國將香港主權移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此舉標誌着英國統治香港、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時期正式結束。
香港史前時期（前39000年－前221年）
舊石器時代
据考古发现，香港地区的人類活動可以追溯至39000年至35000年前的舊石器時代。西貢黃地峒一帶發掘出多件當時的石器[1]。
新石器時代
而公元前4千年新石器時代的文物發掘，表明本地文化與中國北方包括龍山文化的石器時代文化是有分別的。在大嶼山、赤鱲角和南丫島已發掘出陶器、石製和青銅的捕魚工具和兵器，風格與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大灣文化相似[2]。屯門掃管笏和西貢沙下均出土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的遺物與遺蹟，而馬灣東灣仔北之考古亦發現有二十座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器時代早期墓葬。
青銅器時代
前2千年至前1千年，香港一帶初期受東南沿海的原始文化影響，後期中原商代的青銅文化傳入。至前1千年前，香港一帶屬於古越文化的地盤，籠罩於戰爭氣氛中。此時期香港沿海地區出現不少水晶飾物的製作工場，交換珠江三角洲腹地生產的硬陶[3]。現時八處石刻已在東龍島、滘西洲、蒲台島、黃竹坑、長洲、大嶼山的石壁、香港島的大浪灣和西貢的龍蝦灣被發現。這些面向大海的石刻被認為與生活在相當於商朝時期的香港先民祭祀天氣和祈求風平浪靜有關[4][5]。
1930年代的考古發現，被認為與前6世紀至前3世紀戰國時代時香港鄰近廣東地區的文化有關聯[6]。
香港秦至元朝時期（前221年－1368年）
前214年（秦始皇卅三年），秦朝征服百越，置南海郡，把香港一帶正式納入其領土，屬番禺縣管轄。由前204年開始，香港一帶由南越國所管轄，直至前112年西漢滅南越，香港一帶才再由中原王朝管治。其後的東漢、東吳、西晉及東晉初年，香港一帶一直仍屬番禺縣。東晉咸和六年（331年）起，該地區屬寶安縣管轄。東晉末年，地方民變首領盧循在劉裕率兵征討之下，率其部下逃亡至大嶼山定居。其後香港地區歷南朝及隋朝政權的管治。
唐代，隨著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香港地區開始有較明顯的發展。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年），香港境內設立屯門軍鎮[註 2]，派員二千駐守來保護海上貿易。當時軍隊屯駐在今日的屯門，該區因而得名。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起，香港地區改屬東莞縣管轄。唐昭宗光化四年（901年），新界五大氏族[註 3]的原居民開始在香港定居。
五代十國時期，由於大步（今大埔）一帶盛產珍珠，南漢劉氏遂於大寶六年（963年）設官辦珠場，稱為媚川都。宋太祖趙匡胤滅南漢後明令禁止官方採珠，但於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朝廷恢復採珠，直至南宋後期。至元朝曾復採官珠，但受到士紳反對，不久又再次停辦。
香港海岸線漫長，故香港多處皆適宜興建鹽場。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朝廷於現時九龍灣一帶設立官富場，並派鹽官駐守，負責產鹽及統籌各小型鹽場。南宋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5月29日，朝廷明令取締大奚山（今大嶼山）的私鹽，引起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年）大奚山鹽民起義。
南宋末年，兩位小皇帝宋端宗趙昰和宋帝昺趙昺被元朝軍隊逼迫逃到香港，據說曾在九龍土瓜灣一塊大石頭上休息，人稱該處為宋王臺，沿着西方走到屏山後，有某位曹姓大臣曾經協助宗帝昺和宋帝昰走難（其因而 跳潭而逝，這地方名為曹公潭），後經荃灣循海路西渡前往虎門。後來他們返回大嶼山時趙昰病逝，宋帝昺在梅窩登基。因元軍追趕，遂逃到今日廣東新會崖門。
- 兩宋時期，香港文化有一定發展，明顕例子是北宋鄧符協在錦田創立力瀛書院，南宋時粉嶺龍躍頭人士鄧炎龍參加科舉，成為舉人
香港明朝時期（1368年－1644年）
明代的香港地區在商貿上已漸漸蓬勃起來，人口亦有所增長，更成為海防要地；當時，明代在這裡設防，主要是為了防禦南中國海一帶的海盗、日本來的「倭寇」、葡萄牙、西班牙及荷蘭的侵略者。明朝中葉，廣東沿海有三路巡海備倭官軍。其中的中路「自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十字門、冷水角諸海澳」[7]。佛堂門在香港地區，該地區顯然屬於中路的防禦範圍。萬曆年間的《廣東沿海圖》中已標有香港以及赤柱、黃泥涌、尖沙咀等地名。[8]
此外，香港在明朝時盛產及出口香木。這種香木屬於莞香，又名女兒香，當年在廣東、南直隶、浙江等地備受歡迎。據說，「香港」的名稱的由來就是因為香木的盛產和出口，因此有“香港”（運送香料的港口）之名。而明朝是香港種香及產香業的全盛時期。從香港的瀝源（今沙田），大奚山（今大嶼山）沙螺灣等地生產的香樹製品皆用木箱裝好，會經陸路運至尖沙頭（今尖沙咀）的碼頭，用小艇送到石排灣（今香港仔），再用俗稱「大眼雞」的艚船運至廣州，遁陸路經南雄，越大庾嶺，過贛江至九江府，沿長江送往送往蘇杭銷售[9]。
香港在中西外交關係史上也佔一席位。佛朗機（今葡萄牙）船長費爾南·佩雷茲·德·安德拉德在1516年率船隊前往中國，並於翌年8月15日抵珠江口與明朝廣東地方官員接洽，是為葡萄牙和明朝的第一次官方接觸。事實上，早於1514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已派船隊抵達並佔領屯門，控制香港地區的屯門和后海灣達七年，並於當地立石柱，刻葡萄牙國徽於其上，以示佔領。明軍於1521年（正德十六年）向葡萄牙開戰，史稱屯門海戰，戰役持續40日，葡軍陷入苦戰，最終狼狽返回馬六甲。翌年4月，葡軍再派出由六艘軍艦組成的艦隊企圖重新佔領屯門，8月兩軍在大奚山茜草灣附近對峙。此戰從茜草灣海面一直打到哨州[註 4]海面，最後明軍大獲全勝。
香港清朝時期（1644年－1841年）
清朝的香港屬寶安縣管轄。清廷為防沿海居民接濟明朝遺臣鄭成功，遂於1662年（康熙元年）下令遷海，沿海居民須向內陸遷徙50里，使居民家園盡失。加上實施海禁，香港本區受到嚴重影響。遷海後漁鹽業廢置、田園荒蕪，沿海居民深受遷海之苦，廣東巡撫王來任、廣東總督周有德請求復界。1669年（康熙八年）朝廷終允復界，本區居民陸續遷回。因此新界五族[註 3]於上水設立報德祠[註 5]恭奉兩公該祠及鄧族於錦田設立周王二公祠內設周王二公書院並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謝。
清朝中葉，隨著清朝與外國有更多接觸，接近當時貿易中心廣州的香港也成為各國商船的停留點之一，當中以瀑布灣最為著名。而朝廷亦加強對香港一對的軍事防衛，例如設立官涌炮台等。1839年6月20日，九龍尖沙咀村發生林維喜案。英國水兵在村內醉酒鬧事，打死村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國商務總監義律交出兇手, 義律卻自己輕判了事。此事因而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為香港割讓和香港被英國發展成為大城市埋下伏筆。同年11月，中英隨即爆發穿鼻之戰，英方戰敗後逃回尖沙咀，林則徐便下令軍隊駐在尖沙咀附近的官涌（今佐敦）還擊，結果成功將英軍驅逐出尖沙咀，史稱官涌之戰。
英治香港初期（1841年－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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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開埠（1841年）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清朝道光皇帝由主戰轉向主和，派欽差大臣琦善到廣州與英軍談判。1841年1月琦善與義律在清廷與英國政府不知情下草擬《穿鼻草約》，並於1月20日由義律發出《致女皇陛下臣民通函》中，宣稱他和琦善之間「達成了初步協議」[註 6]，包括「把香港島和海港割讓給英國」，並於1月26日於香港島北岸的水坑口登陸。但由於清廷及英國政經界分別認為有辱國體及獲利太少，故雙方不承認《穿鼻草約》的存在，但英國軍隊並沒有撤出香港島。直至1841年，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大英帝国打敗，並於翌年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連同鄰近的鴨脷洲正式割讓給英國。此後，香港人口漸增，逐漸發展成一個以貿易業、貨倉業為主的轉口港。
英國租借前的新界（1800－1899）
由於交通極為不便，新界地區與港島及九龍的交流極小，因此仍然維持著傳統的宗族社會。此時的新界不斷發生械鬥，各村之間為著墟市或商業利益，以至婚姻以及文化等衝突而進行械鬥。
開埠初期（1841年－1900年）
英國於1841年正式殖民香港島後，即宣佈香港為自由港，不斷沒收原居民的土地，是為「香港開埠」。英國的商人，包括鴉片商販，逐漸將香港建立成與東方自由貿易的樞紐。美國的鴉片商販及銀行家亦有到香港參與跟中國華南即廣東福建臺灣一帶的貿易，而華中一帶的貿易則主要經上海進行。
1851年太平天國起义，不少華南商人遷往香港逃避戰亂。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增至1865年的12萬多人。清政府最初只實施廣州一口有限通商，自五口通商以後，香港成為列強與中國的主要轉口港，廣州的廣東以及福建[註 7]商人和來自廣東以及福建各地的商人亦移居香港。東南亞為世界各列強的殖民地，而經濟則被福建人控制，福建人經香港轉運貨物到五口通商城市，列強、滿清及五口通商的商家則收取當地的營商費用，英國人和福建人則賺取巨額的轉運利潤。廣州原為英國企業駐華的中心，但香港開埠後，英國人的公司(以鴉片為主)都改以香港為中心，亦由香港運到五口通商城市。除了貨物的轉運外，香港亦成為華南中國人移居海外的中轉站。從1851年至1900年期間，超過200萬廣東及福建人經香港移居海外，當中主要是四邑人，而福建人大多到東南亞經商，當地的企業絕大多數屬於福建人，而且控制了當地的經濟，福建人從營商取得大量財富，而且一直希望推翻滿清政府以建立一個資本主義和民主的中國，大力出錢以供楊衢雲革命，有志得到資本的不少和香港的福建人通婚，如孫中山娶陳粹芬，因為福建人很多只願經商，不願替別人工作，亦有需要請華人監控當地工人，而且優先請了與福建人關係較密切的廣東人（包括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當時東南亞為歐美殖民地，人均GDP雖低於歐美，但!亦遠高於清朝末代，當管理層的薪金亦遠比美國修鐵路華工高。因為當時美國排華嚴重，而且當地華工有黑社會操控，所以潮州人、客家人大多只在東南亞工作。而歐美亦有福建人的企業，但亦少於中國和東南亞，廣東人經商地主要在香港以及廣州。
1860年，清廷再敗於英法聯軍，簽下《北京條約》，把九龍半島南部連同鄰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讓給英國。當時在九龍半島上的新邊界只用矮矮的鐵絲網分割，位置就在今日的界限街。
1873年，香港人的職業以漁民、水手、農夫、屠夫、舖東及差役等為主。[10]
1890年代，华南發生鼠疫。1894年春，在廣州傳出超過10萬人死亡的消息。同年五月，上環太平山街一帶的中國人集中聚居的地區亦爆發鼠疫，每日死亡人數最多達100人。結果當年之內共有2,552人死於瘟疫，為數約10萬名的華人離開香港，貿易額亦一度大幅下降。之後30年之內，鼠疫仍偶爾在香港出現，1898年至1900年期間，便再有1,290人死於鼠疫。
1898年，英國通過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條約，租借九龍半島北部、新界和鄰近的兩百多個離島，也包括大鵬灣和深圳灣的大片水域，租期99年至1997年止，但九龍寨城在清政府力爭下未被英國所據。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讓形成了今日香港的邊界。自1841年，英國一直沒收原居民的土地，條約簽訂後，一些原居民知道英國又是來沒收土地，在英軍接管新界地區時，就作反抗，發生激烈的新界六日戰，新界原居民死傷慘重，最少五百人被英軍殺死。錦田吉慶圍的鐵門更被英軍拆除運往英國當作戰利品，直至1920年代才交還。
1901年－1941年
踏入20世紀初，香港發展成為與南中國貿易的轉口港。香港人口穩步增加，市區面積亦按此增大。1876年香港人口14萬人，至1914年已增至50萬人。隨著城市發展，香港一路增設各種現代市政建設，例如電車、火車、水塘、醫院、煤氣、電力、電報等等設施逐漸在香港出現。而於1912年成立的香港大學，為香港培養技術人材。
1911年，武昌起義推翻滿清，並以「軍政府」名義宣告中華民國成立。1912年，清帝溥儀退位，清朝滅亡。然而，中國局勢一直動蕩不安，使不少人逃難來香港。而民國政府對廢除包括香港割讓的不平等條約顯得有心無力，更因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未能藉《凡爾賽條約》收回德國控制的山東，使排外情緒更為高漲，並蔓延到香港，成為1922年海員大罷工及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的導火線之一。
1931年起，隨著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三省，香港更開始面對日本的威脅，使英軍考慮加強對香港的防衛。而當時全球經濟大蕭條及銀本位貨幣制度受到衝擊，都對香港經濟構成一定影響。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正式爆發，除了使大量難民湧入香港，更代表日軍的威脅更接近一步。
香港日佔時期（1941年－1945年）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即展開對中國的侵略。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並迅速攻佔廣州及鄰近地區，之後南下至深圳河北岸，與英軍為界。
日軍在偷襲珍珠港當日，即1941年香港時間12月8日早上，由酒井隆指揮的日軍從寶安進攻香港。負責防守香港的包括有英國、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義勇軍。日軍不單有數量上的優勢，而且在開戰的首日便取得制空權。英軍和印軍撤退到醉酒灣防線，然後撤出九龍半島。英軍和渡海後的日軍繼續激戰。最終英軍失去唯一的水庫。因此，港督楊慕琦於同年12月25日代表英國殖民地官員向當時總部設於九龍半島酒店三樓的日軍投降，香港人稱這一日為黑色聖誕節。香港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佔領時期。
日軍隨即成立軍政廳，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長官，直至磯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總督。日軍佔領的中期，更有香港居民參與東江游擊隊，在新界等地方對抗日軍。
日佔時期，香港在經濟、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折。經濟上，日軍強迫香港市民以港幣及法幣（國民政府貨幣）兌換日本軍票，戰後所有的軍票都不獲承認而變成廢紙。戰時與中國大陆的貿易大幅下降，香港的經濟陷入低谷。日本又在香港實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语及強迫使用日语，香港的街道地區名称亦被改成日文。由於食品及其他物資嚴重不足，加上日軍在香港實行疏散政策，鼓勵或強迫市民離開香港，戰後香港的居民人數大減至60萬左右。
英治香港後期（1945年－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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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發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一度在聯合國上要求收回香港，但礙於當時國共內戰已經開始，國民政府又沒取得美國支持，無力向英國政府取回香港。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英國承認位于大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蘇聯以後第一個承認新政權的欧美國家。
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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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兩黨的衝突後來也蔓延到香港。1956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日，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的人士（右派工會）策動大規模搗亂多家香港親共人士（左派）機構，其間有人四处搶掠，事件導致300人死傷，史稱「雙十暴動」，港督葛量洪派遣軍警搜捕示威者才告平息。台湾当局的情報人員從此被禁止進入香港。
1960年代，在毛泽东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影響下，1967年，香港於一場勞資糾紛而演化成暴動。由於受到言論煽動及誤解了民族主義，大批揮動毛語錄及叫喊口號之暴徒遊行往港督府[11]。一個灼熱、令人煩惱之炎夏隨着1967年5月初來臨；集體示威逐漸減少，取而代之是恐怖主義及放炸彈活動[11]。巴士及電車司機如繼續上班保持香港正常運作，即受到恐嚇，甚至襲擊；暴徒在左派學校之課室內製造炸彈，然後在街上隨處放置，更成立鬥爭委員會，策劃與政府展開鬥爭[11]。街頭被親共人士放滿寫上「同胞勿近」的真假土製炸彈，使香港全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經濟一片蕭條。但不久便發現沒有鬥爭首領願意往中國參加造成死傷無數之全國性鬥爭運動；而支持動亂之富商，即所謂「紅色肥貓」，則將子女送往他們極鄙之英美兩國讀大學[11]。
而寶安縣方面的紅衛兵亦多次意圖越過中港邊界，包括爆發沙頭角槍戰。事件中共產黨民兵從中國邊境開火[11]。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堅持目前不打算收回香港，這事件方逐漸平息。金庸曾對池田大作說：「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對中國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只要能長期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12]:31、「這其中香港所發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貢獻之重要，是無可估量的。由於這些實際的考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現狀，才對中國有用，既然有用，就長期而充分的利用之。這個政策一直不變。」[12]:36、「『反英抗暴鬥爭』，組織左派群眾，和香港的英國政府正面衝突，衝擊港督府，與警察打鬥，到處放置炸彈。英國出動正規軍反擊，雙方都有死傷，還累及不少無辜市民，一時局面十分惡劣。幸得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制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左派暴動才漸漸平息。其後這場動亂的組織者與發動者據說受到了黨內的批評，有些人還受到處分懲罰，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農場和礦山中勞動改造。經過了這次教訓後，『不得破壞香港現狀』的政策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更加得到重視，這個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現狀的維持對國家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也即是對全黨有利，對香港廣大中國同胞有利。」[12]:37
暴動過後，香港殖民地政府意識到要改善民生，緩和社會矛盾。總督麥理浩在任內推行多項措施。最主要的是推行廉價出租公屋政策，使低下階層逐漸由山邊寮屋搬至公屋，改善生活環境。另外，麥理浩成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打擊政府內嚴重的貪污問題。政府亦推行「九年免費強迫教育」、大學生資助計劃、廉價和優質醫療等，使香港步入現代化城市之列。再加上經濟迅速增長，香港與台灣、新加坡和韓國四個地方並称「亞洲四小龍」。
經濟轉型及亞洲四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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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發生內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數以萬計的人從大陸逃難到香港。香港人口由1947年的180萬，增加至1951年的220萬。此後的三十年，香港爆發逃港潮，大批以廣東人為主的中國大陸居民越境到香港，香港人口以每十年一百萬的速度增長。大量移民為香港後期發展提供了廉價勞動力，亦有不少外國公司在香港開立公司。華人資本家主要集中在東南亞，但1950-1980年代，東南亞排華，他們紛紛將資金轉移至香港以及新加坡，兩地經濟同時急速起飛，由於香港當時不是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管治，又沒有大飢荒，移民與資金流入助推進入經濟起飛時期，所以香港人的生活水平，開始拋離受共和國控制的廣東與其他內陸省份，由1950年代香港只有英國的23%人均GDP急速上升到1987年追平英國的人均GDP，同時使香港金融業起飛。1950年爆發的韓戰使聯合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禁運，香港原先依賴的轉口港貿易不能再維持。這些都為香港經濟轉型為工業為迅速發展創造條件，使香港搖身一變成為製造業中心，初時以紡織業為主，其後擴展至成衣、電子製品、鐘錶及印刷等。
1970年4月23日，港督戴麟趾在離任之前，也曾在《Governo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Micheal Stewart, C.H., M.P., Secretary of the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向倫敦反映：「香港市民對那相當有利的經濟氣候，以其一貫高度進取和努力的方式來回應，而他們大多能夠享受到應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能避免地出現期望的提高，以及（儘管還未普遍的）日趨對那些基於不同原因未能享受成果的、較貧困的人士的關注。在政府方面，它正努力在社會服務的範疇推動一系列計劃，以及在一般環境裡落實具體的改善措施。……香港在社會、政治及經濟方面，都顯然是一個需要維繫信心的社群。……堅持市民的利益不會受到任何侵犯。」[13]:156-1571971年2月17日，戴麟趾在《J. R. A. Bottomley to Sir L. Monson》稱：「以香港的狀況而論，一個重要的元素是民眾能對香港政府有信心，認為它願意並且有能力保護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如果那種信心受到嚴重侵蝕，則不得不更多用警力或其他力量，否則無可能維持殖民地管治。」[13]:157港督麥理浩一方面準備面對中國，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另一方面，殖民政府亦需要規劃提供社會服務；因此殖民政府需要加強工作，爭取市民信心，有助於累積民眾支持，為日後面對中國時，增加談判本錢[13]:151。麥理浩是從戴麟趾手裡接過已經啟動之社會政策與服務，在整體施政中之功能略作調整，把建立市民信心之工作扣連到更宏觀之外交政治問題之上[13]:158。1971年10月18日，麥理浩《Guidelines for Governor Designate of Hong Kong》：「一直以來香港政府相信，前瞻的規劃所帶來的保安風險遠超於它的好處。我個人的意見是現在衡量過正反考慮之後，應高度機密地進行一次徹底的對將來的審視。雖然我相信關鍵時刻不會在七十年代後期之前就開始，但規劃的過程現在就要啟動。」[13]:150-1511973年1月1日，麥理浩在《Governor to the Rt. Hon. Sir Alec Douglas-Home, K.T., M.P.》稱：「它〔即香港〕的四百萬居民及他們的政府依然一方面依賴出口工業的增長來解決生計和帶來收入，而另一方面則它的存在要視乎中國政府的政策。……雖然我本人所採取的觀點較其他人有更多憂慮，時常牽掛如何令市民的信心不會受到動搖，更經常在想如何可以爭取時間及提高凝聚力，以應付有可能因有意製造或不幸地出現的壓力，但我認為這不是目前在香港普遍存在的看法。一般人更關心他們自己及子女的生活狀況，及未來改善生活的前景。這令香港政府的社會政策及其他改善生活條件的措施對殖民地的未來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再者，我發覺在最近十年裡，市民對在港的生活環境已變得沒有像以往般持着宿命的態度，而是對政府有更高的要求。……如果政府的表現未如預期，則這一份自覺與要求會對政府帶來潛在的危險。但這亦給予政府一個機會，看看它是否準備好面對訴求，和令市民相信它正準備這樣做。若能滿足那正在形成的要求，則有可能在市民中形成一種市民的自豪感。那是於十年或二十年前在一群宿命的、冷感的及掙扎求存的難民之中無法做得到的。……跟其他政府相似，本政府必須得到市民的贊同而施政，而同時它是沒有得到一個選舉制度的協助而進行管治的。假如我們要維持市民這種認同與支持，則不單要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還要令他們覺得訴求之所以得到滿足，及政府也真心的以此為目標。這種需要並非只因為我們希望行政措施能有實際的成果，而是我們也需要爭取市民的一種有力的信任。……這只可能是通過集體的力量而達至的，而這對傳統上只會跟從政府指示……盡量避免受到公眾事務所滋擾的市民而言，是一個新鮮的概念。我想從現在開始，政府政策必須令精英及大眾都感覺得到，正如他們在1967年所感受到的，香港是他們身心所歸屬的實體，也是一處他們希望在那裡生活的地方。」[13]:158-1611973年1月4日，麥理浩在《Murray MacLehose to A.C. Stuart》稱：「但我覺得目前它〔指港英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便是將內務管理得妥妥當當；這就是說，盡量發展得繁榮、團結、〔民眾〕滿足，以至不會成為批評的話柄。」[13]:1521974年5月27日，麥理浩在《Hong Kong Objectives》稱：「大致上本殖民地之未來，將取決於一代接一代的中國領導人，視乎不同因素的比重和他們如何計算利益上的取捨。因此我們應該小心留意這平衡〔即中方從目前的現狀中取得的好處大於政治上的損失〕狀態。」[13]:1531975年1月12日，麥理浩在《Meeting on Possible Constitutional Changes: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稱：「香港並無空間容納一個擁有廣泛權力的次一層政府。香港地方太小，不宜分散。市政局選民資格可以擴闊，而非其功能。如果擴闊它的選民基礎而導致有要求擴充其權力，這是要反對的。鄉委會及互委會代表着一百萬市民，它們其實較只有約十萬選民的市政局，更能真確表達民意。」[13]:1801976年2月13日，麥理浩在《Despatch o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稱：「香港政府在這個問題（香港前途問題）上的角色是相當清楚的。一方面，它絕不可做出影響中國的經濟及削弱其國家安全的事情。我們必須跟中國駐港的官員發展出實在的工作關係，及接受中國利用香港及在此進行活動的事實——殖民政府這樣做的同時，必須維持它作為該地方的主人。另一方面，它一定要繼續提出措施以改善生活水平及提高滿意度，同時亦令殖民地的經濟繼續發展。」[13]:1751976年3月6日，麥理浩在《Hong Kong－Domestic Policies up to '80s》稱：「這個制度能吸引一批能幹的、開放的、把握資訊的和對公眾意見有敏感度的男女，他們準備好付出不少時間去處理公共事務。他們之所以被委任，是因為被視為個人真誠投入、準備為市民（不是某一階級或群體，而是整體的公共利益）發言的『代表』。在考慮改變時，必須小心，以免將一種受本地人接受、行之有效的安排，由一種無法做到這些效果的所替代。」[13]:176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9年的經濟改革開放，加上本地工資上升，香港的製造業逐漸北移。香港逐步轉變為以商業及旅遊為主的城市。香港在人均壽命、識字率及人均收入等各項社會經濟指標皆擁有驕人成績，足證香港在20世紀最後40年所獲得的成就。
前途問題
1946年，香港總督楊慕琦提出楊慕琦計劃，以推動政制發展。計劃中香港會建立市議會，並縮減立法局中官守議員人數。惟後來計劃失敗，往後十多年再沒有政治改革措施。
1958年，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以反對「讓香港成為一個像新加坡一樣自治的地區」威脅英國，任何推動香港自治的舉動都將被認為是「非常不友好的舉動」，不希望香港的殖民地位「發生任何改變」[14]。在1960年代，中國官員廖承志進一步稱，如果英國允許香港自治，「我們將毫不猶豫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15]
殖民地政府於1970年代初調整政策方針，逐步吸納華人進入決策機制，減少危害英國殖民香港的可能性。1973年由於受石油危機的影響，香港經歷了一次經濟大衰退，但自1974年開始高速增長達20多年。1970年代中香港地鐵開始動工，廉政公署成立，九年免費教育開始實行，香港公共房屋計劃進一步擴展，如十年建屋計劃及居者有其屋計劃，皆為香港未來的「經濟奇蹟」奠定基礎。
1970年代初期，由於新界土地契約問題，使殖民地政府要考慮香港前途問題。英國政府曾多次要求中國當局延續新界租約。1980年代初，英國提出分拆香港主權和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仍保留管治權，均被中共拒絕。
過渡期
1980年代初，新界租約將於十多年後屆滿，最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但英國人仍保留治權。不少香港傳統上流社會的政治及商界精英，開始時亦支持有關建議，但遭時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否定。中國堅持英國對香港沒有主權，只有治權；而且中國不單要收回新界，更認為把香港島和九龍割讓的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必須整體收回香港；但承諾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權利。鄧小平認為香港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系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體制，立即融合對雙方均無好處，故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辦法，在收回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即所謂「高度自治」。
1984年12月1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分別作為中英雙方代表，在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等見證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根據這份聲明，英國將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的主權歸還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上述協定中，中國政府會「一國兩制」政策，確保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實行，並保證香港在除外交及國防外的各方面都擁有高度自治，直至2047年——是謂「五十年不變」。《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對中共統治沒信心的香港人紛紛移民歐美，帶起第一浪香港移民潮。
在1984年至1997年之間，香港銳化成為全亞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香港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全球排十名以內，但是，巨大的財富卻未能掩蓋香港人對未來政權更替、未來自由及民主的憂慮。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事件，香港絕大部分人反對鎮壓，除了逾百萬人大遊行外，更曾罷工、罷市、罷課一日，其後更引發新一浪香港移民潮。為穩固民心，當時港督衛奕信提出香港機場核心計劃。
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隨即由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簽署主席令發布，象徵主權移交後的小憲法得到落實。1992年7月，彭定康獲委派為最後一位香港總督。由於六四事件後，民主進程一直備受港人關注，因此彭定康上任後，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改革，在香港立法會增加直選的議席，但北京當局認為彭定康的改革違反《基本法》，香港政府跟北京之間的關係變得十分緊張。
香港特區時期（1997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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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
1997年7月1日，英國把香港的主權和治權轉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接納英國殖民管治時期的立法局，改為成立臨時立法會取代。下級議會即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都作相類的安排。董建華成為第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陳方安生和曾蔭權分別順利過渡為政務司司長（前稱布政司）和財政司司長（前稱財政司）。大部分政府高官也順利過渡到新政府。
| 主權移交後改變的地方 | 主權移交後不變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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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政府
亞洲金融危機
香港主權移交第二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特区政府用全新策略，沒有大幅加息，只大量動用外儲的美元承接港元沽盤，再將港元購入香港藍籌股作為長線投資，最後成功穩定港元滙率以及恆生指數[來源請求]，另關於本次事件的詳細描述，可參考亞洲金融風暴頁面。
八萬五政策
香港1990年代中，香港樓價一直上升，董建華上任後，於1997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希望壓抑樓價升幅。建議每年供應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希望十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由6年半縮短至3年。但此政策導致樓市供求失去平衡，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使香港樓價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業在其後5年多的時間內貶值七成，令很多中產階級成為負資產。至2000年6月29日，董建華在接受電視專訪時，才指自1998年已未再提起「八萬五」政策已等同「不存在」。[18]
數碼港
香港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後，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建議發展資訊科技，作為未來香港經濟發展方向，1999年3月3日，董建華發表施政報告，表明將興建數碼港，並由特區政府與商人李嘉誠次子李澤楷擁有的盈科數碼動力 (現電訊盈科) 合作發展。香港政府豁免數碼港地價78億港元，並投資10億港元於鋼綫灣興建基建，其餘建築費用則由盈科數碼動力負責。由於項目未經公開招標，合作條件亦被認為對政府不利，惹來各方[谁？]批評。
人大釋法
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會應港府要求首度解釋《基本法》，規定出生時父或母都未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的人士沒有居港權，使有權來香港的人數減至20萬，變相推翻同年1月香港終審法院所作出的香港人大陸出生子女居港權的判決，令人憂慮中國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當時一批大律師（包括其後在2005年起出任律政司司長的黃仁龍）[19]佩戴黑紗，從終審法院遊行到政府總部，抗議人大釋法[20]。
高官問責制
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於2001年12月在無對手之下成功連任，並於第二屆任期 (2002年7月1日) 開始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將所有司長和局長職級由公務員體系升遷的政務主任職位改為由行政長官任命，以合約方式聘任，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並須為過失負政治責任。原有的公務員局長改稱常任秘書長，執行問責局長的政策。將政策局的數目由十六個合併至十一個，並不再分為決策局和資源局，統稱為決策局。這項改動導致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提早辭職[21][22]。
非典型性肺炎(SARS)
於2002年在中國大陸廣東順德首發非典型性肺炎，並擴散至東南亞乃至全球。2003年首兩季，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肆虐，香港自3月起出現社區感染個案，導致醫療體系和經濟遭嚴重打擊，期間有近二千人感染，共299人死亡（包括6名醫護人員）。政府於4月1日封鎖淘大花園E座，4月起，全港所有學校停課，至5月中旬止。香港市面變得一片蕭條，外地訪港旅客數字大跌，經濟損失無法估計，失業率升上至8.7%的歷史新高。[23]及至6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始將香港從「發生本地傳染地區」的名單中剔除。由於政府處理抗疫時多處失當及反應緩慢，引致市民強烈不滿。[來源請求]2004年7月，立法會沙士調查委員會公布調查報告，時任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被批評「向公眾傳達的訊息混亂不清……使公眾以為他在試圖淡化疫情的嚴重性」[24]，兩日後楊永強宣佈「為體現政治問責」宣佈呈辭[25]。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同年年中，香港政府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關於國家安全問題立法時，因為條例字眼及執行準則含糊而遭到市民極度反對，更引發50萬人上街遊行抗議，最終因為自由黨於23條立法二讀前夕轉向反對立場而令政府被迫將23條立法工作無限期押後。此也成為香港市民對政府不滿的導火線和日後深化的政治衝突埋下伏筆，並使更多市民日益關心本土政治。
CEPA
2003年香港與中國大陸簽署《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開放和經貿合作，但分薄了香港的投資額，令本地工業北移及萎縮，長遠對香港有所影響如失業率上升等，香港的競爭能力可能有所削弱。[來源請求]
2003年七一大遊行
2003年7月1日,香港發生最大規模的遊行,由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籌辦，目的主要是為反對《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26]及董建華施政惡劣。約有50萬人參與。（佔香港人口約1/14）
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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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北京政府推行港澳個人遊（俗稱自由行）計劃並在2009年再推行一簽多行。實施將近12年副作用越趨明顯。中國大陸家長借簽證便利來港產子，「雙非」搶床位、搶學位，加劇兩地矛盾。香港因兩地物價差異及貨品質素具保證，被深圳人視為巨型超市，原本是住宅區的北區、屯門、元朗，變成中國大陸客掃貨勝地。零售業蜂擁進駐搶舖搶高租金，街坊小店換成藥房及金舖，侵蝕居民生活。一簽多行更被濫用成一日多行，衍生螞蟻搬家式的水貨產業(香港境內水貨客問題)。
通貨膨脹問題
2004年7至8月，香港開始出現輕微的通貨膨脹，7月按年通脹率為+0.9%[27]，正式走出持續68個月的通縮時期[28]。
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人大再釋法
2004年4月9日，人大常委會再次解釋《香港基本法》附件，否決香港市民200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2004年4月26日，200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及200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產生辦法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否決，並解釋，到2017年及以後先後實行特首和立法會普選(雙普選)。12月21日，董建華率領二司十一局官員（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留守香港）前往澳門會見時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遭胡錦濤公開要求「查找不足」[29]。
任內辭職
董建華於2002年2月28日在無有效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成為第二任行政長官，但任內政府施政惡劣[來源請求]，包括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偷步買車」風波[30]、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推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時任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在「沙士」事件中的失職[31]，激起民怨令七一大遊行發生，董建華以「健康問題」為由於2005年3月10日任內辭職。
曾蔭權政府
作為補選中唯一候選人，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於2005年6月21日獲得任命出任行政長官。2005年，香港政府推出《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被泛民主派批評為「原地踏步」，議案最終因為票數不逾2/3而未有通過，故2007年行政長官選舉及2008年立法會選舉辦法維持不變。
2004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香港運動員高禮澤及李靜在男子雙打乒乓球項目中奪得銀牌，為香港取得歷來第二面奧運會獎牌。
填海計劃
2006年及2007年，因為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舊中環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被香港政府宣佈臨時拆卸，保育組織發起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事件及保留皇后碼頭事件，包括舉行論壇、靜坐和絕食，事件後來演變成警民衝突。有評論認為兩次事件提高了香港市民對保育文物、公共空間及城市規劃的意識。[32]
兩鐵合併
2007年12月2日，香港地鐵與九廣鐵路公司合併[33]，合併後更名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此外，港鐵在2008年10月起拆除美孚站、南昌站和九龍塘站的轉線閘機。[34]
人大通過2017普選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全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普選問題的決定》，決定香港可以於2017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待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可普選立法會。[35]
港珠澳大橋問題
2008年2月28日，三地政府已就融資問題達成共識興建港珠澳大橋，預計於2017年竣工，設計壽命為120年。預計90億4,650萬元,但工程被發現多項問題,如環評報告未有比較大橋興建前後空氣污染程度的變化，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等被迫延遲動工。費用當時上升至250億元。最終因工程超支再上升至1200億元。
金融海嘯
香港經濟於2008年下半年開始穩定，因為金融海嘯席捲全球而失控地急轉直下，結束了香港自2003年7月開始5年來的經濟復甦，股市、樓市暴挫，裁員及結業的情況此起彼落。
施政爭議
而香港政府又在此一段時期多番出現施政爭議，例如 副局長風波[36]及處理滯留泰國的香港人事件等等[37]，令到民怨日深，行政長官曾蔭權民望大幅下滑[38]。
甲型H1N1流感
2009年4月中，甲型H1N1流感病毒進逼亞洲、南韓及泰國都出現疑似病例。曾蔭權領導的港府以「從嚴」方式處理。其後，香港確診首宗病例，曾蔭權親自率領抗疫督導委員會，史無前例宣布把墨西哥患者入住的灣仔維景酒店封鎖，同時追蹤與患者同一班的機乘客及緊密接觸者。此一做法雖成功暫時切斷初步傳播，但亦因隔離手段嚇怕部份遊客而打擊本已水深火熱中的旅遊業。其後政府發現粗暴的隔離手段無法阻止社區爆發，逐漸把防疫重心轉為減少傷亡數字及避免醫療體系因超出負荷而崩潰兩方面。
高鐵爭議
2009年末至2010年初，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撥款在立法會審議，期間引起爭議，發生一系統的社會運動，包括反高鐵運動、撐高鐵運動及五區苦行，最終更爆發警民衝突。
政制改革
2010年，香港政府再次就政制改革諮詢香港市民，期間5名地區直選立法會議員發起五區總辭，以他們辭職後舉行的補選作為「公投」。政府發表《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最終由民主黨提出的「改良方案」在建制派和民主黨的支持下，在立法會以2/3票數通過，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增加至1,200名，而2012年立法會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即超級區議員）則各增加設備5席。2011年，為了堵塞五區總辭的漏洞，香港政府提出遞補機制，然而沒有進行諮詢，成為了當年七一遊行的一大訴求之一，其後香港政府宣佈押後立法，並且進行諮詢。
馬尼拉人質事件
2010年8月23日，香港康泰旅行社一輛載有20名香港遊客的旅遊巴士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被一名當地前任警務高級督察挾持，最終釀成8死7傷的慘劇，香港政府稱事件為馬尼拉人質事件。事件造成菲律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關係一度緊張。香港政府在事件發生的開端時就隨即成立了緊急應變小組嘗試解決事件，於事發當日下午，聯絡菲律賓的總統、派出專機與醫療支援隊前往災場善後，並且於事後派遣政務司司長親身前往接機及慰問倖存者、安排香港警察樂隊舉行迎接殉難儀式、安排專家作出應變與調查、對香港傳媒實行每日隔時段消息公布。此外，8月24日至26日連續3日香港區旗下半旗致哀，8月26日，全香港哀悼，早上8時正升旗禮及下半旗後默哀3分鐘，獲得全港各界的響應。香港政府對事件的迅速反應和處理手法，使到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的高級官員評分及滿意度和信任度一度上升。經過3年多的時間，菲方在2014年4月對港方作正式聲明和賠償，聲明說菲方對人質事件「致以最悲痛的歉意」[39]。
梁振英政府
陆港矛盾
水貨客從香港利用各種途徑運送貨物到大陸（尤其指向通往深圳邊境），引致對香港各區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各種滋擾及社會問題[40]。 1980年代，大陸開寬大部分香港人進入大陸的限制，攜帶個人商品回到大陸變得普遍。之後，便有香港人攜帶港貨至大陸。 2000年代之後，大陸政府以「拯救香港經濟」為名在2003年開放「自由行」，每次訪港逗留的時間為7日。2005年開始，人民幣兌美元和港元大幅升值，進口商品比在中國價格低，來港消費成為熱潮，加上大陸海關規定個人攜帶5000元以下商品入境免徵税，走私的人利用螞蟻搬家的方式一點一點地帶貨。2009年4月開放一簽多行(一次簽註一年不限次數進出香港)，向大陸居民正式開放,大量水貨客出現。於2012年至2013年，屯門和上水出現香港警務處的簡體字告示，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大陸的簡體字。加上嚴重的水貨客問題更引發民間組織光復上水、光復屯門、光復沙田、光復元朗和遊覽完上水去屯門等等抗議活動，及促成由入境事務處領導的風沙行動以及由香港警務處領導的力鋒行動等等。
香港獨立運動
港獨是推翻中共對香港的統治，謀求在香港成立新政府，建立主權独立的國家的社會運動[41][42]。楊慕琦、馬文輝、聯合國香港協會、香港民主自治黨等自二次大戰後即已開始透過不同途徑推動香港的自決與自治。[43][44][45][46][47][48]
根據2007年的港大民意研究，受訪者中有獨立傾向者約佔25%，不認同獨立者約佔64.7%，另外33%香港人認為若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持續執政則會增加香港獨立的傾向。[49]此外，香港與大陸在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及歷史背景上的差異而引致中港矛盾[50]，也是近年部份年輕香港人傾向香港獨立的理由，佔39.1%。[49]
種票風波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中，出現種票風波，例如美孚出現「1屋7姓13票」[51]等，曾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翌年2012年，三名候選人梁振英、何俊仁和唐英年參選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最終梁振英以689票勝出當選第四屆行政長官，並於2012年7月1日就職。
國民教育
2012年9月8日，政府計劃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不過由於在政府資助出版的課程參考書《中国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形容中共為「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等只稱頌中國共產黨的內容，引起對其不中立和誇張作大的批評[52]，以及《課程指引》中載有「國情範疇學習」，被社會質疑課程是洗腦教育，從而引起一連串大規模反對設立國民教育科的運動，例如設置街站、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要求港中政府撤回該科目。同年10月9日，特首梁振英宣布在其任期內擱置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但拒絕撤回科目。[53]
香港免費電視牌照爭議
2013年發生的免費電視牌照爭議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和批評，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激起市民反彈，有評論指一連串事件令政府的公信度急跌，引發管治危機[54][55]。
一國兩制白皮書
2014年6月10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發表逾23,000字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香港市民對白皮書普遍態度負面[來源請求]，擔心「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會被「大陸化」。逐步發展出的香港獨立傾向被視為一個警鐘，中共須考慮影響未來大陸內部的動亂風險[56]。
雨傘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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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170票全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俗稱“八三一決定”），決定2017年開始行政長官可由普選產生，按照上屆選委會的組成方法，組成「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2至3名候選人，每名候選人須獲得提委會過半數支持，經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後的人選由北京政府任命。若不獲通過，將會依照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亦即「原地踏步」。同時亦決定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法不作修改。[57][58][59]此《決定》招致泛民主派、學生組織以至爭取民主人士不滿。[60][61]
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罷課
2014年9月23日，學聯發動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罷課浪潮，1.3萬學生繫上黃絲帶，高呼「命運自主」[62]。
雨傘革命（2014年9月26日－2014年12月15日）
2014年9月26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和學民思潮發起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同日，雨傘革命開始，是在香港為爭取「真普選」而發起的一系列公民抗命。市民佔據多個主要幹道靜坐及示威，佔領地點包括金鐘、添馬艦、中環、灣仔、銅鑼灣、旺角及尖沙咀，並提出包括撤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所確定之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框架和候選人提名方案、爭取行政長官選舉的公民提名權及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等訴求。事態最終演變為雨傘革命，雨傘革命歷時79日，直至2014年12月15日結束，雨傘革命的訴求最終並未獲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同意。
否決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會以8票贊成，28票反對否決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決議案》。
旺角騷亂
2016年2月8日晚上至2月9日，香港旺角發生一場大型的警民衝突。
立法會宣誓風波
2016年10月，在立法會宣誓中，因有兩位議員在宣誓中讀出支那二字，及一位議員在宣誓中說出英文粗口，引起一場政治風波。全國人大決定因事件釋法，解釋宣誓必須真誠莊重，且不能重新宣誓。六名議員因此喪失立法會議席。
林鄭月娥政府
2017年，三名候選人林鄭月娥、曾俊華和胡國興參選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最終林鄭月娥以777票勝出當選第四屆行政長官，並於2017年7月1日就職，成為香港歷史上首位女性擔任行政長官，及首位女性擔任香港的最高領導人。
高鐵一地兩檢通過及開通
2017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定》，批准《合作安排》。內地口岸區自啟用日起，並派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邊防檢查機關、海關、檢驗檢疫機構、口岸綜合管理機構和鐵路公安機關。上述機構及其人員不在內地口岸區以外區域執法。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設有中國內地唯一設在其境外的口岸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口岸。2018年6月，備受爭議的廣深港高速鐵路（一地兩檢）條例正式在香港立法會通過，並在2018年9月4日生效。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正式通車，成為香港首條連接內地的高速鐵路。
五位市民自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認為一地兩檢在內地口岸實施內地法律違反基本法第18條。並在2018年10月開審，同年12月13日高等法院宣判駁回司法覆核。
港珠澳大橋開通
2018年10月24日，首條橫跨粤港澳三地的大橋，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
明日大嶼計劃
2018年，政府提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計劃包括硏究在生態敏感度相對較低的中部水域交椅洲和喜靈洲研究用新式填海技術以減少影響環境，分階段建造人工島。計劃首階段在交椅洲附近建造約1 000公頃的人工島，並爭取2025年開展工程，增加土地供應，建立低碳排放的宜居城市。新增的土地儲備亦可讓現時市區的稠密人口分散，以及落實舊區重建。倘配以適當的規劃措施，例如在舊樓拆卸後減低發展密度，或將部分用地改作公共空間或社福設施等，可一併解決舊區樓宇老化、人口密度過高、公共休憩空間／社區設施不足的問題，改善居住環境，提升城市的宜居度。至於第二階段在喜靈洲附近建造約700公頃的人工島，要視乎研究結果和需要，現時沒有擬訂施工時間表。
國歌條例
2017年9月，中國政府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中國政府並表示國歌法屬全國性法律，2017年11月，全國人大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納入基本法的附件三中。2019年1月，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國歌條例草案及刊憲，並交給立法會進行首讀。
粤港澳大灣區
粤港澳大灣區，是一個深化珠三角區域及港澳融合的戰略，目標到2022年，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粵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廣泛；到2035年，大灣區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大灣區內市場實現高水平互聯互通。
2018年國務院成立中央決策組織「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用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2018年10月，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她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中宣佈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由她出任主席，成員包括所有司局長，統籌香港參與推進大灣區建設事宜。督委會就擬訂策略性目標、政策措施、具體工作計劃等提供指導和意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記者會上闡述三項重點——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便利醫療、教育等優勢產業落戶大灣區；通過政策創新和突破，加強香港與大灣區內城市的人員、貨物、資金和信息流通。
2019年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公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逃犯條例修訂爭議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是香港政府為修訂原有逃犯條例及解決不能向中國大陸，澳門和臺灣移交疑犯和進行法律協助的「法律缺陷/漏洞」，而提交香港立法會審議的一法律草案。該提案源於潘曉穎命案現。時香港法律無法進行有關的嫌犯移交和法律協助，獲得通過後的草案將會以行政長官就單一個案件提交的方式解決類似問題，移交目的地除了台灣，亦包括中國大陸及澳門，移交控罪除謀殺罪外，也涵蓋多項可判監7年或以上之控罪，但目的地執行死刑者則不移交。草案甫經提出，便招致社會各方質疑和關切香港作為立司法管轄區的獨立性或遭削弱，引發多次遊行示威。2019年6月9日民陣發起第三次反修例遊行，主辦單位估計有近100萬人參與遊行，警方亦估計在高峰期有24萬人參與，均創下主權移交以來的新高，惟政府仍拒絕撤回修例。時至6月12日，立法會原定恢復二讀草案，但當日早上有大批示威者包圍政總和佔領附近一帶道路，警方當日下午發射催淚彈、布袋鉛彈及橡膠子彈鎮壓，造成逾80傷。當局定性示威為「暴動」和鎮壓的做法備受批評，最終林鄭月娥在15日正式宣佈「暫緩修例，收回草案」。6月16日，民陣發起第四次遊行促使政府撤回修例、釋放示威者、收回暴動定性和要求林鄭下台等，有二百萬人參與，成為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乃至整個香港史上最多人出席的遊行。2019年7月1日，激發了立法會衝擊事件。2019年7月9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修訂條例已經「壽終正寢」。2019年10月23日，香港立法會正式撤回修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後來演變成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為口號的民主示威抗議運動。在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遊行中，香港中聯辦門外，並不斷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也有示威者朝中聯辦內投擲雞蛋，及向中國國徽潑墨。在2019年8月，在全港多區有多次遊行和平示威抗議也有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為抗爭口號。2019年10月，警民衝突持續，示威者提出解散警隊，刻不容緩的政治訴求。2019年11月發生香港中文大學衝突和香港理工大學衝突，並促使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截止2020年1月，示威及衝突仍持續。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2020年1月23日，香港確診首宗2019冠狀病毒病，隨後疫情逐步擴張。
國安法與國歌法
注释
- ^ 当时中國與列強貿易的主要中轉站在上海。
- ^ 屯門軍鎮隸属安南都護府，轄管地域包括今東莞、香港及深圳沿岸一帶，指揮部位於今深圳南頭城。
- ^ 3.0 3.1 新界五大氏族指元朗鄧氏、上水廖氏及侯氏，粉嶺文氏及彭氏。
- ^ 哨州位置約在大嶼山以西，萬山群島以東。
- ^ 報德祠於1955年因石湖墟大火後重建。
- ^ 雖然義律在1月20日發出《致女皇陛下臣民通函》，但義律和琦善關於香港島的交涉仍在繼續進行及舉行兩次會談。一次在1841年1月27日，地點是珠江口內的獅子洋（位於廣州番禺區蓮花山及東莞沙田鎮兩旁），另一次在2月10日，地點是蛇頭灣（位於東莞市虎門鎮北面），但兩次會談皆無結果。
- ^ 廣州十三行閩商八行、旅粵福建商會，伍秉鑑為首等閩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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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 鴉片戰爭，你所不知道的真相 Youtube (全)
- 香港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
- 香港電台—經典重溫頻道：歷史的見證–香港九七回歸特輯
- 六千年前的「香港人」
- 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常設展資料目錄
- 中國文化研究院：香港
- 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 數碼館藏：香港歷史照片
- 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 數碼館藏：香港舊報紙
- 宋王臺的介紹
- 宋王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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