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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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历史源远流长，人类踪迹始于超过公元前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其后被秦朝纳入中国版图后，踏入信史的开端。香港是位于中国南部沿海的一个农业（包括土沉香）、狩猎、捕鱼及产盐之处。其后英国从满清手上占领香港，没收原居民的土地，建立殖民地而成为自由港，香港早期以经营鸦片贸易为主，随后发展为东南亚与中国的贸易中转站[注 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东南亚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全部停止，香港逐渐由贸易港口转型成工商制造业城市，在东南亚排华后不停吸收华人资本，与主要竞争对手新加坡一同成为以世界各地华人资本为主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香港地区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未有“香港”概念，惟“香港”经由英国发展已经不仅再是一个小渔港，它属于亚洲中心位置，南海内海。而“香港”这名称，最早是出现在明朝的《粤大记》上，位置为今日的鸭脷洲内小型渔村。直至1841年香港开埠后初期，英国政府正式为此地命名为“香港”，并且慢慢由渔村发展成为城镇。其继香港岛后，九龙半岛亦分别为英属领土；及后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为期99年。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更为香港进行加冕香港典礼为英国属地。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及制定香港基本法实行一国两制以保障香港五十年不变，亦确定1997年7月1日起，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此举标志着英国统治香港、及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时期正式结束。
香港史前时期（前39000年－前221年）
旧石器时代
据考古发现，香港地区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至39000年至3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西贡黄地峒一带发掘出多件当时的石器[1]。
新石器时代
而公元前4千年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发掘，表明本地文化与中国北方包括龙山文化的石器时代文化是有分别的。在大屿山、赤鱲角和南丫岛已发掘出陶器、石制和青铜的捕鱼工具和兵器，风格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大湾文化相似[2]。屯门扫管笏和西贡沙下均出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遗物与遗迹，而马湾东湾仔北之考古亦发现有二十座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早期墓葬。
青铜器时代
前2千年至前1千年，香港一带初期受东南沿海的原始文化影响，后期中原商代的青铜文化传入。至前1千年前，香港一带属于古越文化的地盘，笼罩于战争气氛中。此时期香港沿海地区出现不少水晶饰物的制作工场，交换珠江三角洲腹地生产的硬陶[3]。现时八处石刻已在东龙岛、滘西洲、蒲台岛、黄竹坑、长洲、大屿山的石壁、香港岛的大浪湾和西贡的龙虾湾被发现。这些面向大海的石刻被认为与生活在相当于商朝时期的香港先民祭祀天气和祈求风平浪静有关[4][5]。
1930年代的考古发现，被认为与前6世纪至前3世纪战国时代时香港邻近广东地区的文化有关联[6]。
香港秦至元朝时期（前221年－1368年）
前214年（秦始皇卅三年），秦朝征服百越，置南海郡，把香港一带正式纳入其领土，属番禺县管辖。由前204年开始，香港一带由南越国所管辖，直至前112年西汉灭南越，香港一带才再由中原王朝管治。其后的东汉、东吴、西晋及东晋初年，香港一带一直仍属番禺县。东晋咸和六年（331年）起，该地区属宝安县管辖。东晋末年，地方民变首领卢循在刘裕率兵征讨之下，率其部下逃亡至大屿山定居。其后香港地区历南朝及隋朝政权的管治。
唐代，随着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香港地区开始有较明显的发展。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香港境内设立屯门军镇[注 2]，派员二千驻守来保护海上贸易。当时军队屯驻在今日的屯门，该区因而得名。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起，香港地区改属东莞县管辖。唐昭宗光化四年（901年），新界五大氏族[注 3]的原居民开始在香港定居。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大步（今大埔）一带盛产珍珠，南汉刘氏遂于大宝六年（963年）设官办珠场，称为媚川都。宋太祖赵匡胤灭南汉后明令禁止官方采珠，但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朝廷恢复采珠，直至南宋后期。至元朝曾复采官珠，但受到士绅反对，不久又再次停办。
香港海岸线漫长，故香港多处皆适宜兴建盐场。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朝廷于现时九龙湾一带设立官富场，并派盐官驻守，负责产盐及统筹各小型盐场。南宋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5月29日，朝廷明令取缔大奚山（今大屿山）的私盐，引起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大奚山盐民起义。
南宋末年，两位小皇帝宋端宗赵昰和宋帝昺赵昺被元朝军队逼迫逃到香港，据说曾在九龙土瓜湾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人称该处为宋王台，沿着西方走到屏山后，有某位曹姓大臣曾经协助宗帝昺和宋帝昰走难（其因而 跳潭而逝，这地方名为曹公潭），后经荃湾循海路西渡前往虎门。后来他们返回大屿山时赵昰病逝，宋帝昺在梅窝登基。因元军追赶，遂逃到今日广东新会崖门。
- 两宋时期，香港文化有一定发展，明顕例子是北宋邓符协在锦田创立力瀛书院，南宋时粉岭龙跃头人士邓炎龙参加科举，成为举人
香港明朝时期（1368年－1644年）
明代的香港地区在商贸上已渐渐蓬勃起来，人口亦有所增长，更成为海防要地；当时，明代在这里设防，主要是为了防御南中国海一带的海盗、日本来的“倭寇”、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的侵略者。明朝中叶，广东沿海有三路巡海备倭官军。其中的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7]。佛堂门在香港地区，该地区显然属于中路的防御范围。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图》中已标有香港以及赤柱、黄泥涌、尖沙咀等地名。[8]
此外，香港在明朝时盛产及出口香木。这种香木属于莞香，又名女儿香，当年在广东、南直隶、浙江等地备受欢迎。据说，“香港”的名称的由来就是因为香木的盛产和出口，因此有“香港”（运送香料的港口）之名。而明朝是香港种香及产香业的全盛时期。从香港的沥源（今沙田），大奚山（今大屿山）沙螺湾等地生产的香树制品皆用木箱装好，会经陆路运至尖沙头（今尖沙咀）的码头，用小艇送到石排湾（今香港仔），再用俗称“大眼鸡”的艚船运至广州，遁陆路经南雄，越大庾岭，过赣江至九江府，沿长江送往送往苏杭销售[9]。
香港在中西外交关系史上也占一席位。佛朗机（今葡萄牙）船长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在1516年率船队前往中国，并于翌年8月15日抵珠江口与明朝广东地方官员接洽，是为葡萄牙和明朝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事实上，早于1514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已派船队抵达并占领屯门，控制香港地区的屯门和后海湾达七年，并于当地立石柱，刻葡萄牙国徽于其上，以示占领。明军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向葡萄牙开战，史称屯门海战，战役持续40日，葡军陷入苦战，最终狼狈返回马六甲。翌年4月，葡军再派出由六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企图重新占领屯门，8月两军在大奚山茜草湾附近对峙。此战从茜草湾海面一直打到哨州[注 4]海面，最后明军大获全胜。
香港清朝时期（1644年－1841年）
清朝的香港属宝安县管辖。清廷为防沿海居民接济明朝遗臣郑成功，遂于1662年（康熙元年）下令迁海，沿海居民须向内陆迁徙50里，使居民家园尽失。加上实施海禁，香港本区受到严重影响。迁海后渔盐业废置、田园荒芜，沿海居民深受迁海之苦，广东巡抚王来任、广东总督周有德请求复界。1669年（康熙八年）朝廷终允复界，本区居民陆续迁回。因此新界五族[注 3]于上水设立报德祠[注 5]恭奉两公该祠及邓族于锦田设立周王二公祠内设周王二公书院并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谢。
清朝中叶，随着清朝与外国有更多接触，接近当时贸易中心广州的香港也成为各国商船的停留点之一，当中以瀑布湾最为著名。而朝廷亦加强对香港一对的军事防卫，例如设立官涌炮台等。1839年6月20日，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 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此事因而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为香港割让和香港被英国发展成为大城市埋下伏笔。同年11月，中英随即爆发穿鼻之战，英方战败后逃回尖沙咀，林则徐便下令军队驻在尖沙咀附近的官涌（今佐敦）还击，结果成功将英军驱逐出尖沙咀，史称官涌之战。
英治香港初期（1841年－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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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开埠（1841年）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道光皇帝由主战转向主和，派钦差大臣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谈判。1841年1月琦善与义律在清廷与英国政府不知情下草拟《穿鼻草约》，并于1月20日由义律发出《致女皇陛下臣民通函》中，宣称他和琦善之间“达成了初步协议”[注 6]，包括“把香港岛和海港割让给英国”，并于1月26日于香港岛北岸的水坑口登陆。但由于清廷及英国政经界分别认为有辱国体及获利太少，故双方不承认《穿鼻草约》的存在，但英国军队并没有撤出香港岛。直至1841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并于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正式割让给英国。此后，香港人口渐增，逐渐发展成一个以贸易业、货仓业为主的转口港。
英国租借前的新界（1800－1899）
由于交通极为不便，新界地区与港岛及九龙的交流极小，因此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宗族社会。此时的新界不断发生械斗，各村之间为着墟市或商业利益，以至婚姻以及文化等冲突而进行械斗。
开埠初期（1841年－1900年）
英国于1841年正式殖民香港岛后，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不断没收原居民的土地，是为“香港开埠”。英国的商人，包括鸦片商贩，逐渐将香港建立成与东方自由贸易的枢纽。美国的鸦片商贩及银行家亦有到香港参与跟中国华南即广东福建台湾一带的贸易，而华中一带的贸易则主要经上海进行。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不少华南商人迁往香港逃避战乱。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增至1865年的12万多人。清政府最初只实施广州一口有限通商，自五口通商以后，香港成为列强与中国的主要转口港，广州的广东以及福建[注 7]商人和来自广东以及福建各地的商人亦移居香港。东南亚为世界各列强的殖民地，而经济则被福建人控制，福建人经香港转运货物到五口通商城市，列强、满清及五口通商的商家则收取当地的营商费用，英国人和福建人则赚取巨额的转运利润。广州原为英国企业驻华的中心，但香港开埠后，英国人的公司(以鸦片为主)都改以香港为中心，亦由香港运到五口通商城市。除了货物的转运外，香港亦成为华南中国人移居海外的中转站。从1851年至1900年期间，超过200万广东及福建人经香港移居海外，当中主要是四邑人，而福建人大多到东南亚经商，当地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福建人，而且控制了当地的经济，福建人从营商取得大量财富，而且一直希望推翻满清政府以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中国，大力出钱以供杨衢云革命，有志得到资本的不少和香港的福建人通婚，如孙中山娶陈粹芬，因为福建人很多只愿经商，不愿替别人工作，亦有需要请华人监控当地工人，而且优先请了与福建人关系较密切的广东人（包括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当时东南亚为欧美殖民地，人均GDP虽低于欧美，但!亦远高于清朝末代，当管理层的薪金亦远比美国修铁路华工高。因为当时美国排华严重，而且当地华工有黑社会操控，所以潮州人、客家人大多只在东南亚工作。而欧美亦有福建人的企业，但亦少于中国和东南亚，广东人经商地主要在香港以及广州。
1860年，清廷再败于英法联军，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部连同邻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让给英国。当时在九龙半岛上的新边界只用矮矮的铁丝网分割，位置就在今日的界限街。
1873年，香港人的职业以渔民、水手、农夫、屠夫、铺东及差役等为主。[10]
1890年代，华南发生鼠疫。1894年春，在广州传出超过10万人死亡的消息。同年五月，上环太平山街一带的中国人集中聚居的地区亦爆发鼠疫，每日死亡人数最多达100人。结果当年之内共有2,552人死于瘟疫，为数约10万名的华人离开香港，贸易额亦一度大幅下降。之后30年之内，鼠疫仍偶尔在香港出现，1898年至1900年期间，便再有1,290人死于鼠疫。
1898年，英国通过与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条约，租借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也包括大鹏湾和深圳湾的大片水域，租期99年至1997年止，但九龙寨城在清政府力争下未被英国所据。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让形成了今日香港的边界。自1841年，英国一直没收原居民的土地，条约签订后，一些原居民知道英国又是来没收土地，在英军接管新界地区时，就作反抗，发生激烈的新界六日战，新界原居民死伤惨重，最少五百人被英军杀死。锦田吉庆围的铁门更被英军拆除运往英国当作战利品，直至1920年代才交还。
1901年－1941年
踏入20世纪初，香港发展成为与南中国贸易的转口港。香港人口稳步增加，市区面积亦按此增大。1876年香港人口14万人，至1914年已增至50万人。随着城市发展，香港一路增设各种现代市政建设，例如电车、火车、水塘、医院、煤气、电力、电报等等设施逐渐在香港出现。而于1912年成立的香港大学，为香港培养技术人材。
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并以“军政府”名义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然而，中国局势一直动荡不安，使不少人逃难来香港。而民国政府对废除包括香港割让的不平等条约显得有心无力，更因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能藉《凡尔赛条约》收回德国控制的山东，使排外情绪更为高涨，并蔓延到香港，成为1922年海员大罢工及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罢工的导火线之一。
1931年起，随着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香港更开始面对日本的威胁，使英军考虑加强对香港的防卫。而当时全球经济大萧条及银本位货币制度受到冲击，都对香港经济构成一定影响。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除了使大量难民涌入香港，更代表日军的威胁更接近一步。
香港日占时期（1941年－1945年）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即展开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并迅速攻占广州及邻近地区，之后南下至深圳河北岸，与英军为界。
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当日，即1941年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由酒井隆指挥的日军从宝安进攻香港。负责防守香港的包括有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义勇军。日军不单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在开战的首日便取得制空权。英军和印军撤退到醉酒湾防线，然后撤出九龙半岛。英军和渡海后的日军继续激战。最终英军失去唯一的水库。因此，港督杨慕琦于同年12月25日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向当时总部设于九龙半岛酒店三楼的日军投降，香港人称这一日为黑色圣诞节。香港经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本占领时期。
日军随即成立军政厅，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长官，直至矶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总督。日军占领的中期，更有香港居民参与东江游击队，在新界等地方对抗日军。
日占时期，香港在经济、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折。经济上，日军强迫香港市民以港币及法币（国民政府货币）兑换日本军票，战后所有的军票都不获承认而变成废纸。战时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大幅下降，香港的经济陷入低谷。日本又在香港实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语及强迫使用日语，香港的街道地区名称亦被改成日文。由于食品及其他物资严重不足，加上日军在香港实行疏散政策，鼓励或强迫市民离开香港，战后香港的居民人数大减至60万左右。
英治香港后期（1945年－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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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政府一度在联合国上要求收回香港，但碍于当时国共内战已经开始，国民政府又没取得美国支持，无力向英国政府取回香港。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英国承认位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苏联以后第一个承认新政权的欧美国家。
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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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的冲突后来也蔓延到香港。1956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日，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的人士（右派工会）策动大规模捣乱多家香港亲共人士（左派）机构，其间有人四处抢掠，事件导致300人死伤，史称“双十暴动”，港督葛量洪派遣军警搜捕示威者才告平息。台湾当局的情报人员从此被禁止进入香港。
1960年代，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下，1967年，香港于一场劳资纠纷而演化成暴动。由于受到言论煽动及误解了民族主义，大批挥动毛语录及叫喊口号之暴徒游行往港督府[11]。一个灼热、令人烦恼之炎夏随着1967年5月初来临；集体示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是恐怖主义及放炸弹活动[11]。巴士及电车司机如继续上班保持香港正常运作，即受到恐吓，甚至袭击；暴徒在左派学校之课室内制造炸弹，然后在街上随处放置，更成立斗争委员会，策划与政府展开斗争[11]。街头被亲共人士放满写上“同胞勿近”的真假土制炸弹，使香港全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经济一片萧条。但不久便发现没有斗争首领愿意往中国参加造成死伤无数之全国性斗争运动；而支持动乱之富商，即所谓“红色肥猫”，则将子女送往他们极鄙之英美两国读大学[11]。
而宝安县方面的红卫兵亦多次意图越过中港边界，包括爆发沙头角枪战。事件中共产党民兵从中国边境开火[11]。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坚持目前不打算收回香港，这事件方逐渐平息。金庸曾对池田大作说：“中国对于香港的政策，可以说是‘现状不变，长期利用’八个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义，利于国家’。香港现状的维持对中国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只要能长期维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12]:31、“这其中香港所发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贡献之重要，是无可估量的。由于这些实际的考虑，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现状，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现状，才对中国有用，既然有用，就长期而充分的利用之。这个政策一直不变。”[12]:36、“‘反英抗暴斗争’，组织左派群众，和香港的英国政府正面冲突，冲击港督府，与警察打斗，到处放置炸弹。英国出动正规军反击，双方都有死伤，还累及不少无辜市民，一时局面十分恶劣。幸得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制止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的行动，左派暴动才渐渐平息。其后这场动乱的组织者与发动者据说受到了党内的批评，有些人还受到处分惩罚，被下放到边远地区的农场和矿山中劳动改造。经过了这次教训后，‘不得破坏香港现状’的政策在中共高层领导中更加得到重视，这个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现状的维持对国家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也即是对全党有利，对香港广大中国同胞有利。”[12]:37
暴动过后，香港殖民地政府意识到要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总督麦理浩在任内推行多项措施。最主要的是推行廉价出租公屋政策，使低下阶层逐渐由山边寮屋搬至公屋，改善生活环境。另外，麦理浩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打击政府内严重的贪污问题。政府亦推行“九年免费强迫教育”、大学生资助计划、廉价和优质医疗等，使香港步入现代化城市之列。再加上经济迅速增长，香港与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四个地方并称“亚洲四小龙”。
经济转型及亚洲四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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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内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数以万计的人从大陆逃难到香港。香港人口由1947年的180万，增加至1951年的220万。此后的三十年，香港爆发逃港潮，大批以广东人为主的中国大陆居民越境到香港，香港人口以每十年一百万的速度增长。大量移民为香港后期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亦有不少外国公司在香港开立公司。华人资本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但1950-1980年代，东南亚排华，他们纷纷将资金转移至香港以及新加坡，两地经济同时急速起飞，由于香港当时不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管治，又没有大饥荒，移民与资金流入助推进入经济起飞时期，所以香港人的生活水平，开始抛离受共和国控制的广东与其他内陆省份，由1950年代香港只有英国的23%人均GDP急速上升到1987年追平英国的人均GDP，同时使香港金融业起飞。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禁运，香港原先依赖的转口港贸易不能再维持。这些都为香港经济转型为工业为迅速发展创造条件，使香港摇身一变成为制造业中心，初时以纺织业为主，其后扩展至成衣、电子制品、钟表及印刷等。
1970年4月23日，港督戴麟趾在离任之前，也曾在《Governo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Micheal Stewart, C.H., M.P., Secretary of the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向伦敦反映：“香港市民对那相当有利的经济气候，以其一贯高度进取和努力的方式来回应，而他们大多能够享受到应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避免地出现期望的提高，以及（尽管还未普遍的）日趋对那些基于不同原因未能享受成果的、较贫困的人士的关注。在政府方面，它正努力在社会服务的范畴推动一系列计划，以及在一般环境里落实具体的改善措施。……香港在社会、政治及经济方面，都显然是一个需要维系信心的社群。……坚持市民的利益不会受到任何侵犯。”[13]:156-1571971年2月17日，戴麟趾在《J. R. A. Bottomley to Sir L. Monson》称：“以香港的状况而论，一个重要的元素是民众能对香港政府有信心，认为它愿意并且有能力保护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如果那种信心受到严重侵蚀，则不得不更多用警力或其他力量，否则无可能维持殖民地管治。”[13]:157港督麦理浩一方面准备面对中国，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另一方面，殖民政府亦需要规划提供社会服务；因此殖民政府需要加强工作，争取市民信心，有助于累积民众支持，为日后面对中国时，增加谈判本钱[13]:151。麦理浩是从戴麟趾手里接过已经启动之社会政策与服务，在整体施政中之功能略作调整，把建立市民信心之工作扣连到更宏观之外交政治问题之上[13]:158。1971年10月18日，麦理浩《Guidelines for Governor Designate of Hong Kong》：“一直以来香港政府相信，前瞻的规划所带来的保安风险远超于它的好处。我个人的意见是现在衡量过正反考虑之后，应高度机密地进行一次彻底的对将来的审视。虽然我相信关键时刻不会在七十年代后期之前就开始，但规划的过程现在就要启动。”[13]:150-1511973年1月1日，麦理浩在《Governor to the Rt. Hon. Sir Alec Douglas-Home, K.T., M.P.》称：“它〔即香港〕的四百万居民及他们的政府依然一方面依赖出口工业的增长来解决生计和带来收入，而另一方面则它的存在要视乎中国政府的政策。……虽然我本人所采取的观点较其他人有更多忧虑，时常牵挂如何令市民的信心不会受到动摇，更经常在想如何可以争取时间及提高凝聚力，以应付有可能因有意制造或不幸地出现的压力，但我认为这不是目前在香港普遍存在的看法。一般人更关心他们自己及子女的生活状况，及未来改善生活的前景。这令香港政府的社会政策及其他改善生活条件的措施对殖民地的未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再者，我发觉在最近十年里，市民对在港的生活环境已变得没有像以往般持着宿命的态度，而是对政府有更高的要求。……如果政府的表现未如预期，则这一份自觉与要求会对政府带来潜在的危险。但这亦给予政府一个机会，看看它是否准备好面对诉求，和令市民相信它正准备这样做。若能满足那正在形成的要求，则有可能在市民中形成一种市民的自豪感。那是于十年或二十年前在一群宿命的、冷感的及挣扎求存的难民之中无法做得到的。……跟其他政府相似，本政府必须得到市民的赞同而施政，而同时它是没有得到一个选举制度的协助而进行管治的。假如我们要维持市民这种认同与支持，则不单要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还要令他们觉得诉求之所以得到满足，及政府也真心的以此为目标。这种需要并非只因为我们希望行政措施能有实际的成果，而是我们也需要争取市民的一种有力的信任。……这只可能是通过集体的力量而达至的，而这对传统上只会跟从政府指示……尽量避免受到公众事务所滋扰的市民而言，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我想从现在开始，政府政策必须令精英及大众都感觉得到，正如他们在1967年所感受到的，香港是他们身心所归属的实体，也是一处他们希望在那里生活的地方。”[13]:158-1611973年1月4日，麦理浩在《Murray MacLehose to A.C. Stuart》称：“但我觉得目前它〔指港英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便是将内务管理得妥妥当当；这就是说，尽量发展得繁荣、团结、〔民众〕满足，以至不会成为批评的话柄。”[13]:1521974年5月27日，麦理浩在《Hong Kong Objectives》称：“大致上本殖民地之未来，将取决于一代接一代的中国领导人，视乎不同因素的比重和他们如何计算利益上的取舍。因此我们应该小心留意这平衡〔即中方从目前的现状中取得的好处大于政治上的损失〕状态。”[13]:1531975年1月12日，麦理浩在《Meeting on Possible Constitutional Changes: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称：“香港并无空间容纳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次一层政府。香港地方太小，不宜分散。市政局选民资格可以扩阔，而非其功能。如果扩阔它的选民基础而导致有要求扩充其权力，这是要反对的。乡委会及互委会代表着一百万市民，它们其实较只有约十万选民的市政局，更能真确表达民意。”[13]:1801976年2月13日，麦理浩在《Despatch o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称：“香港政府在这个问题（香港前途问题）上的角色是相当清楚的。一方面，它绝不可做出影响中国的经济及削弱其国家安全的事情。我们必须跟中国驻港的官员发展出实在的工作关系，及接受中国利用香港及在此进行活动的事实——殖民政府这样做的同时，必须维持它作为该地方的主人。另一方面，它一定要继续提出措施以改善生活水平及提高满意度，同时亦令殖民地的经济继续发展。”[13]:1751976年3月6日，麦理浩在《Hong Kong－Domestic Policies up to '80s》称：“这个制度能吸引一批能干的、开放的、把握资讯的和对公众意见有敏感度的男女，他们准备好付出不少时间去处理公共事务。他们之所以被委任，是因为被视为个人真诚投入、准备为市民（不是某一阶级或群体，而是整体的公共利益）发言的‘代表’。在考虑改变时，必须小心，以免将一种受本地人接受、行之有效的安排，由一种无法做到这些效果的所替代。”[13]:176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9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加上本地工资上升，香港的制造业逐渐北移。香港逐步转变为以商业及旅游为主的城市。香港在人均寿命、识字率及人均收入等各项社会经济指标皆拥有骄人成绩，足证香港在20世纪最后40年所获得的成就。
前途问题
1946年，香港总督杨慕琦提出杨慕琦计划，以推动政制发展。计划中香港会建立市议会，并缩减立法局中官守议员人数。惟后来计划失败，往后十多年再没有政治改革措施。
1958年，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以反对“让香港成为一个像新加坡一样自治的地区”威胁英国，任何推动香港自治的举动都将被认为是“非常不友好的举动”，不希望香港的殖民地位“发生任何改变”[14]。在1960年代，中国官员廖承志进一步称，如果英国允许香港自治，“我们将毫不犹豫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15]
殖民地政府于1970年代初调整政策方针，逐步吸纳华人进入决策机制，减少危害英国殖民香港的可能性。1973年由于受石油危机的影响，香港经历了一次经济大衰退，但自1974年开始高速增长达20多年。1970年代中香港地铁开始动工，廉政公署成立，九年免费教育开始实行，香港公共房屋计划进一步扩展，如十年建屋计划及居者有其屋计划，皆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奇迹”奠定基础。
1970年代初期，由于新界土地契约问题，使殖民地政府要考虑香港前途问题。英国政府曾多次要求中国当局延续新界租约。1980年代初，英国提出分拆香港主权和治权，主权归中国，英国仍保留管治权，均被中共拒绝。
过渡期
1980年代初，新界租约将于十多年后届满，最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但英国人仍保留治权。不少香港传统上流社会的政治及商界精英，开始时亦支持有关建议，但遭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否定。中国坚持英国对香港没有主权，只有治权；而且中国不单要收回新界，更认为把香港岛和九龙割让的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必须整体收回香港；但承诺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权利。邓小平认为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体制，立即融合对双方均无好处，故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办法，在收回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即所谓“高度自治”。
1984年12月1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作为中英双方代表，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等见证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订《中英联合声明》。根据这份声明，英国将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的主权归还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上述协定中，中国政府会“一国两制”政策，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实行，并保证香港在除外交及国防外的各方面都拥有高度自治，直至2047年——是谓“五十年不变”。《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对中共统治没信心的香港人纷纷移民欧美，带起第一浪香港移民潮。
在1984年至1997年之间，香港锐化成为全亚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香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十名以内，但是，巨大的财富却未能掩盖香港人对未来政权更替、未来自由及民主的忧虑。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香港绝大部分人反对镇压，除了逾百万人大游行外，更曾罢工、罢市、罢课一日，其后更引发新一浪香港移民潮。为稳固民心，当时港督卫奕信提出香港机场核心计划。
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随即由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主席令发布，象征主权移交后的小宪法得到落实。1992年7月，彭定康获委派为最后一位香港总督。由于六四事件后，民主进程一直备受港人关注，因此彭定康上任后，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改革，在香港立法会增加直选的议席，但北京当局认为彭定康的改革违反《基本法》，香港政府跟北京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香港特区时期（1997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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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7年7月1日，英国把香港的主权和治权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接纳英国殖民管治时期的立法局，改为成立临时立法会取代。下级议会即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和区议会都作相类的安排。董建华成为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方安生和曾荫权分别顺利过渡为政务司司长（前称布政司）和财政司司长（前称财政司）。大部分政府高官也顺利过渡到新政府。
| 主权移交后改变的地方 | 主权移交后不变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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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华政府
亚洲金融危机
香港主权移交第二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特区政府用全新策略，没有大幅加息，只大量动用外储的美元承接港元沽盘，再将港元购入香港蓝筹股作为长线投资，最后成功稳定港元汇率以及恒生指数[来源请求]，另关于本次事件的详细描述，可参考亚洲金融风暴页面。
八万五政策
香港1990年代中，香港楼价一直上升，董建华上任后，于1997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希望压抑楼价升幅。建议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希望十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由6年半缩短至3年。但此政策导致楼市供求失去平衡，加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香港楼价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业在其后5年多的时间内贬值七成，令很多中产阶级成为负资产。至2000年6月29日，董建华在接受电视专访时，才指自1998年已未再提起“八万五”政策已等同“不存在”。[18]
数码港
香港经历亚洲金融风暴后，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建议发展资讯科技，作为未来香港经济发展方向，1999年3月3日，董建华发表施政报告，表明将兴建数码港，并由特区政府与商人李嘉诚次子李泽楷拥有的盈科数码动力 (现电讯盈科) 合作发展。香港政府豁免数码港地价78亿港元，并投资10亿港元于钢线湾兴建基建，其余建筑费用则由盈科数码动力负责。由于项目未经公开招标，合作条件亦被认为对政府不利，惹来各方[谁？]批评。
人大释法
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港府要求首度解释《基本法》，规定出生时父或母都未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人士没有居港权，使有权来香港的人数减至20万，变相推翻同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所作出的香港人大陆出生子女居港权的判决，令人忧虑中国实践“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承诺。当时一批大律师（包括其后在2005年起出任律政司司长的黄仁龙）[19]佩戴黑纱，从终审法院游行到政府总部，抗议人大释法[20]。
高官问责制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01年12月在无对手之下成功连任，并于第二届任期 (2002年7月1日) 开始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将所有司长和局长职级由公务员体系升迁的政务主任职位改为由行政长官任命，以合约方式聘任，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并须为过失负政治责任。原有的公务员局长改称常任秘书长，执行问责局长的政策。将政策局的数目由十六个合并至十一个，并不再分为决策局和资源局，统称为决策局。这项改动导致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提早辞职[21][22]。
非典型性肺炎(SARS)
于2002年在中国大陆广东顺德首发非典型性肺炎，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2003年首两季，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肆虐，香港自3月起出现社区感染个案，导致医疗体系和经济遭严重打击，期间有近二千人感染，共299人死亡（包括6名医护人员）。政府于4月1日封锁淘大花园E座，4月起，全港所有学校停课，至5月中旬止。香港市面变得一片萧条，外地访港旅客数字大跌，经济损失无法估计，失业率升上至8.7%的历史新高。[23]及至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始将香港从“发生本地传染地区”的名单中剔除。由于政府处理抗疫时多处失当及反应缓慢，引致市民强烈不满。[来源请求]2004年7月，立法会沙士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时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被批评“向公众传达的讯息混乱不清……使公众以为他在试图淡化疫情的严重性”[24]，两日后杨永强宣布“为体现政治问责”宣布呈辞[25]。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
同年年中，香港政府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立法时，因为条例字眼及执行准则含糊而遭到市民极度反对，更引发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最终因为自由党于23条立法二读前夕转向反对立场而令政府被迫将23条立法工作无限期押后。此也成为香港市民对政府不满的导火线和日后深化的政治冲突埋下伏笔，并使更多市民日益关心本土政治。
CEPA
2003年香港与中国大陆签署《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和经贸合作，但分薄了香港的投资额，令本地工业北移及萎缩，长远对香港有所影响如失业率上升等，香港的竞争能力可能有所削弱。[来源请求]
2003年七一大游行
2003年7月1日,香港发生最大规模的游行,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筹办，目的主要是为反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26]及董建华施政恶劣。约有50万人参与。（占香港人口约1/14）
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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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北京政府推行港澳个人游（俗称自由行）计划并在2009年再推行一签多行。实施将近12年副作用越趋明显。中国大陆家长借签证便利来港产子，“双非”抢床位、抢学位，加剧两地矛盾。香港因两地物价差异及货品质素具保证，被深圳人视为巨型超市，原本是住宅区的北区、屯门、元朗，变成中国大陆客扫货胜地。零售业蜂拥进驻抢铺抢高租金，街坊小店换成药房及金铺，侵蚀居民生活。一签多行更被滥用成一日多行，衍生蚂蚁搬家式的水货产业(香港境内水货客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
2004年7至8月，香港开始出现轻微的通货膨胀，7月按年通胀率为+0.9%[27]，正式走出持续68个月的通缩时期[28]。
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及人大再释法
2004年4月9日，人大常委会再次解释《香港基本法》附件，否决香港市民2007年普选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要求。2004年4月26日，200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及2008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产生办法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否决，并解释，到2017年及以后先后实行特首和立法会普选(双普选)。12月21日，董建华率领二司十一局官员（财政司司长唐英年留守香港）前往澳门会见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遭胡锦涛公开要求“查找不足”[29]。
任内辞职
董建华于2002年2月28日在无有效对手的情况下自动当选成为第二任行政长官，但任内政府施政恶劣[来源请求]，包括时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偷步买车”风波[30]、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推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时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在“沙士”事件中的失职[31]，激起民怨令七一大游行发生，董建华以“健康问题”为由于2005年3月10日任内辞职。
曾荫权政府
作为补选中唯一候选人，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于2005年6月21日获得任命出任行政长官。2005年，香港政府推出《政制发展专责小组第五号报告》，被泛民主派批评为“原地踏步”，议案最终因为票数不逾2/3而未有通过，故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08年立法会选举办法维持不变。
200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运动员高礼泽及李静在男子双打乒乓球项目中夺得银牌，为香港取得历来第二面奥运会奖牌。
填海计划
2006年及2007年，因为中环及湾仔填海计划，旧中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被香港政府宣布临时拆卸，保育组织发起保留旧中环天星码头事件及保留皇后码头事件，包括举行论坛、静坐和绝食，事件后来演变成警民冲突。有评论认为两次事件提高了香港市民对保育文物、公共空间及城市规划的意识。[32]
两铁合并
2007年12月2日，香港地铁与九广铁路公司合并[33]，合并后更名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港铁)。此外，港铁在2008年10月起拆除美孚站、南昌站和九龙塘站的转线闸机。[34]
人大通过2017普选
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普选问题的决定》，决定香港可以于2017年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待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后可普选立法会。[35]
港珠澳大桥问题
2008年2月28日，三地政府已就融资问题达成共识兴建港珠澳大桥，预计于2017年竣工，设计寿命为120年。预计90亿4,650万元,但工程被发现多项问题,如环评报告未有比较大桥兴建前后空气污染程度的变化，违反《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等被迫延迟动工。费用当时上升至250亿元。最终因工程超支再上升至1200亿元。
金融海啸
香港经济于2008年下半年开始稳定，因为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而失控地急转直下，结束了香港自2003年7月开始5年来的经济复苏，股市、楼市暴挫，裁员及结业的情况此起彼落。
施政争议
而香港政府又在此一段时期多番出现施政争议，例如 副局长风波[36]及处理滞留泰国的香港人事件等等[37]，令到民怨日深，行政长官曾荫权民望大幅下滑[38]。
甲型H1N1流感
2009年4月中，甲型H1N1流感病毒进逼亚洲、韩国及泰国都出现疑似病例。曾荫权领导的港府以“从严”方式处理。其后，香港确诊首宗病例，曾荫权亲自率领抗疫督导委员会，史无前例宣布把墨西哥患者入住的湾仔维景酒店封锁，同时追踪与患者同一班的机乘客及紧密接触者。此一做法虽成功暂时切断初步传播，但亦因隔离手段吓怕部分游客而打击本已水深火热中的旅游业。其后政府发现粗暴的隔离手段无法阻止社区爆发，逐渐把防疫重心转为减少伤亡数字及避免医疗体系因超出负荷而崩溃两方面。
高铁争议
2009年末至2010年初，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的拨款在立法会审议，期间引起争议，发生一系统的社会运动，包括反高铁运动、撑高铁运动及五区苦行，最终更爆发警民冲突。
政制改革
2010年，香港政府再次就政制改革咨询香港市民，期间5名地区直选立法会议员发起五区总辞，以他们辞职后举行的补选作为“公投”。政府发表《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最终由民主党提出的“改良方案”在建制派和民主党的支持下，在立法会以2/3票数通过，2012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增加至1,200名，而2012年立法会地区直选及功能组别（即超级区议员）则各增加设备5席。2011年，为了堵塞五区总辞的漏洞，香港政府提出递补机制，然而没有进行咨询，成为了当年七一游行的一大诉求之一，其后香港政府宣布押后立法，并且进行咨询。
马尼拉人质事件
2010年8月23日，香港康泰旅行社一辆载有20名香港游客的旅游巴士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被一名当地前任警务高级督察挟持，最终酿成8死7伤的惨剧，香港政府称事件为马尼拉人质事件。事件造成菲律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香港关系一度紧张。香港政府在事件发生的开端时就随即成立了紧急应变小组尝试解决事件，于事发当日下午，联络菲律宾的总统、派出专机与医疗支援队前往灾场善后，并且于事后派遣政务司司长亲身前往接机及慰问幸存者、安排香港警察乐队举行迎接殉难仪式、安排专家作出应变与调查、对香港传媒实行每日隔时段消息公布。此外，8月24日至26日连续3日香港区旗下半旗致哀，8月26日，全香港哀悼，早上8时正升旗礼及下半旗后默哀3分钟，获得全港各界的响应。香港政府对事件的迅速反应和处理手法，使到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评分及满意度和信任度一度上升。经过3年多的时间，菲方在2014年4月对港方作正式声明和赔偿，声明说菲方对人质事件“致以最悲痛的歉意”[39]。
梁振英政府
陆港矛盾
水货客从香港利用各种途径运送货物到大陆（尤其指向通往深圳边境），引致对香港各区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各种滋扰及社会问题[40]。 1980年代，大陆开宽大部分香港人进入大陆的限制，携带个人商品回到大陆变得普遍。之后，便有香港人携带港货至大陆。 2000年代之后，大陆政府以“拯救香港经济”为名在2003年开放“自由行”，每次访港逗留的时间为7日。2005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和港元大幅升值，进口商品比在中国价格低，来港消费成为热潮，加上大陆海关规定个人携带5000元以下商品入境免征税，走私的人利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带货。2009年4月开放一签多行(一次签注一年不限次数进出香港)，向大陆居民正式开放,大量水货客出现。于2012年至2013年，屯门和上水出现香港警务处的简体字告示，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使用大陆的简体字。加上严重的水货客问题更引发民间组织光复上水、光复屯门、光复沙田、光复元朗和游览完上水去屯门等等抗议活动，及促成由入境事务处领导的风沙行动以及由香港警务处领导的力锋行动等等。
香港独立运动
港独是推翻中共对香港的统治，谋求在香港成立新政府，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的社会运动[41][42]。杨慕琦、马文辉、联合国香港协会、香港民主自治党等自二次大战后即已开始透过不同途径推动香港的自决与自治。[43][44][45][46][47][48]
根据2007年的港大民意研究，受访者中有独立倾向者约占25%，不认同独立者约占64.7%，另外33%香港人认为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持续执政则会增加香港独立的倾向。[49]此外，香港与大陆在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及历史背景上的差异而引致中港矛盾[50]，也是近年部分年轻香港人倾向香港独立的理由，占39.1%。[49]
种票风波
2011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出现种票风波，例如美孚出现“1屋7姓13票”[51]等，曾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翌年2012年，三名候选人梁振英、何俊仁和唐英年参选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最终梁振英以689票胜出当选第四届行政长官，并于2012年7月1日就职。
国民教育
2012年9月8日，政府计划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不过由于在政府资助出版的课程参考书《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形容中共为“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等只称颂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引起对其不中立和夸张作大的批评[52]，以及《课程指引》中载有“国情范畴学习”，被社会质疑课程是洗脑教育，从而引起一连串大规模反对设立国民教育科的运动，例如设置街站、联署、游行、集会及绝食等，要求港中政府撤回该科目。同年10月9日，特首梁振英宣布在其任期内搁置国民教育科的课程指引，但拒绝撤回科目。[53]
香港免费电视牌照争议
2013年发生的免费电视牌照争议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和批评，王维基的香港电视网络不获发牌激起市民反弹，有评论指一连串事件令政府的公信度急跌，引发管治危机[54][55]。
一国两制白皮书
2014年6月10日，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发表逾23,000字的一国两制白皮书。香港市民对白皮书普遍态度负面[来源请求]，担心“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会被“大陆化”。逐步发展出的香港独立倾向被视为一个警钟，中共须考虑影响未来大陆内部的动乱风险[56]。
雨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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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170票全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俗称“八三一决定”），决定2017年开始行政长官可由普选产生，按照上届选委会的组成方法，组成“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2至3名候选人，每名候选人须获得提委会过半数支持，经合资格选民“一人一票”选出后的人选由北京政府任命。若不获通过，将会依照2012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办法，亦即“原地踏步”。同时亦决定2016年立法会选举方法不作修改。[57][58][59]此《决定》招致泛民主派、学生组织以至争取民主人士不满。[60][61]
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罢课
2014年9月23日，学联发动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罢课浪潮，1.3万学生系上黄丝带，高呼“命运自主”[62]。
雨伞革命（2014年9月26日－2014年12月15日）
2014年9月26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和学民思潮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同日，雨伞革命开始，是在香港为争取“真普选”而发起的一系列公民抗命。市民占据多个主要干道静坐及示威，占领地点包括金钟、添马舰、中环、湾仔、铜锣湾、旺角及尖沙咀，并提出包括撤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确定之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16年立法会选举框架和候选人提名方案、争取行政长官选举的公民提名权及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等诉求。事态最终演变为雨伞革命，雨伞革命历时79日，直至2014年12月15日结束，雨伞革命的诉求最终并未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
否决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方案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以8票赞成，28票反对否决了《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决议案》。
旺角骚乱
2016年2月8日晚上至2月9日，香港旺角发生一场大型的警民冲突。
立法会宣誓风波
2016年10月，在立法会宣誓中，因有两位议员在宣誓中读出支那二字，及一位议员在宣誓中说出英文粗口，引起一场政治风波。全国人大决定因事件释法，解释宣誓必须真诚庄重，且不能重新宣誓。六名议员因此丧失立法会议席。
林郑月娥政府
2017年，三名候选人林郑月娥、曾俊华和胡国兴参选第五届行政长官选举，最终林郑月娥以777票胜出当选第四届行政长官，并于2017年7月1日就职，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女性担任行政长官，及首位女性担任香港的最高领导人。
高铁一地两检通过及开通
2017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定》，批准《合作安排》。内地口岸区自启用日起，并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海关、检验检疫机构、口岸综合管理机构和铁路公安机关。上述机构及其人员不在内地口岸区以外区域执法。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设有中国内地唯一设在其境外的口岸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2018年6月，备受争议的广深港高速铁路（一地两检）条例正式在香港立法会通过，并在2018年9月4日生效。2018年9月23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正式通车，成为香港首条连接内地的高速铁路。
五位市民自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认为一地两检在内地口岸实施内地法律违反基本法第18条。并在2018年10月开审，同年12月13日高等法院宣判驳回司法复核。
港珠澳大桥开通
2018年10月24日，首条横跨粤港澳三地的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明日大屿计划
2018年，政府提出，“明日大屿”愿景计划。计划包括硏究在生态敏感度相对较低的中部水域交椅洲和喜灵洲研究用新式填海技术以减少影响环境，分阶段建造人工岛。计划首阶段在交椅洲附近建造约1 000公顷的人工岛，并争取2025年开展工程，增加土地供应，建立低碳排放的宜居城市。新增的土地储备亦可让现时市区的稠密人口分散，以及落实旧区重建。倘配以适当的规划措施，例如在旧楼拆卸后减低发展密度，或将部分用地改作公共空间或社福设施等，可一并解决旧区楼宇老化、人口密度过高、公共休憩空间／社区设施不足的问题，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的宜居度。至于第二阶段在喜灵洲附近建造约700公顷的人工岛，要视乎研究结果和需要，现时没有拟订施工时间表。
国歌条例
2017年9月，中国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中国政府并表示国歌法属全国性法律，2017年11月，全国人大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纳入基本法的附件三中。2019年1月，香港特区政府制定国歌条例草案及刊宪，并交给立法会进行首读。
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深化珠三角区域及港澳融合的战略，目标到2022年，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到2035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大湾区内市场实现高水平互联互通。
2018年国务院成立中央决策组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用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2018年10月，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她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督导委员会”，由她出任主席，成员包括所有司局长，统筹香港参与推进大湾区建设事宜。督委会就拟订策略性目标、政策措施、具体工作计划等提供指导和意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记者会上阐述三项重点——打造大湾区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便利医疗、教育等优势产业落户大湾区；通过政策创新和突破，加强香港与大湾区内城市的人员、货物、资金和信息流通。
2019年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逃犯条例修订争议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是香港政府为修订原有逃犯条例及解决不能向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移交疑犯和进行法律协助的“法律缺陷/漏洞”，而提交香港立法会审议的一法律草案。该提案源于潘晓颖命案现。时香港法律无法进行有关的嫌犯移交和法律协助，获得通过后的草案将会以行政长官就单一个案件提交的方式解决类似问题，移交目的地除了台湾，亦包括中国大陆及澳门，移交控罪除谋杀罪外，也涵盖多项可判监7年或以上之控罪，但目的地执行死刑者则不移交。草案甫经提出，便招致社会各方质疑和关切香港作为立司法管辖区的独立性或遭削弱，引发多次游行示威。2019年6月9日民阵发起第三次反修例游行，主办单位估计有近100万人参与游行，警方亦估计在高峰期有24万人参与，均创下主权移交以来的新高，惟政府仍拒绝撤回修例。时至6月12日，立法会原定恢复二读草案，但当日早上有大批示威者包围政总和占领附近一带道路，警方当日下午发射催泪弹、布袋铅弹及橡胶子弹镇压，造成逾80伤。当局定性示威为“暴动”和镇压的做法备受批评，最终林郑月娥在15日正式宣布“暂缓修例，收回草案”。6月16日，民阵发起第四次游行促使政府撤回修例、释放示威者、收回暴动定性和要求林郑下台等，有二百万人参与，成为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乃至整个香港史上最多人出席的游行。2019年7月1日，激发了立法会冲击事件。2019年7月9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修订条例已经“寿终正寝”。2019年10月23日，香港立法会正式撤回修例。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后来演变成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为口号的民主示威抗议运动。在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游行中，香港中联办门外，并不断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也有示威者朝中联办内投掷鸡蛋，及向中国国徽泼墨。在2019年8月，在全港多区有多次游行和平示威抗议也有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作为抗争口号。2019年10月，警民冲突持续，示威者提出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的政治诉求。2019年11月发生香港中文大学冲突和香港理工大学冲突，并促使美国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截止2020年1月，示威及冲突仍持续。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2020年1月23日，香港确诊首宗2019冠状病毒病，随后疫情逐步扩张。
国安法与国歌法
注释
- ^ 当时中国与列强贸易的主要中转站在上海。
- ^ 屯门军镇隶属安南都护府，辖管地域包括今东莞、香港及深圳沿岸一带，指挥部位于今深圳南头城。
- ^ 3.0 3.1 新界五大氏族指元朗邓氏、上水廖氏及侯氏，粉岭文氏及彭氏。
- ^ 哨州位置约在大屿山以西，万山群岛以东。
- ^ 报德祠于1955年因石湖墟大火后重建。
- ^ 虽然义律在1月20日发出《致女皇陛下臣民通函》，但义律和琦善关于香港岛的交涉仍在继续进行及举行两次会谈。一次在1841年1月27日，地点是珠江口内的狮子洋（位于广州番禺区莲花山及东莞沙田镇两旁），另一次在2月10日，地点是蛇头湾（位于东莞市虎门镇北面），但两次会谈皆无结果。
- ^ 广州十三行闽商八行、旅粤福建商会，伍秉鉴为首等闽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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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 鸦片战争，你所不知道的真相 Youtube (全)
- 香港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
- 香港电台—经典重温频道：历史的见证–香港九七回归特辑
- 六千年前的“香港人”
- 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故事”常设展资料目录
- 中国文化研究院：香港
- 香港公共图书馆多媒体资讯系统 数码馆藏：香港历史照片
- 香港公共图书馆多媒体资讯系统 数码馆藏：香港旧报纸
- 宋王台的介绍
- 宋王台的历史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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