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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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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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年—1912年 | |||||||||||
国歌:《巩金瓯》 | |||||||||||
地位 | 帝国 | ||||||||||
首都 | 盛京(1636年–1644年) 北京(1644年-1912年) | ||||||||||
常用语言 | 满语 汉语 | ||||||||||
宗教 | 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新教 | ||||||||||
政府 | 君主制 | ||||||||||
皇帝 | |||||||||||
清太宗(首) | |||||||||||
宣统帝(末) | |||||||||||
内阁总理大臣 | |||||||||||
• 1911年 | 爱新觉罗·奕劻 | ||||||||||
袁世凯 | |||||||||||
历史 | |||||||||||
• 后金建立 | 1616年 | ||||||||||
• 改国号大清 | 1636年 | ||||||||||
• 入山海关 | 1644年6月6日 | ||||||||||
• 消灭南明 | 1662年 | ||||||||||
• 消灭郑氏王朝 | 1683年 | ||||||||||
• 第一次鸦片战争 | 1840年 | ||||||||||
• 第二次鸦片战争 | 1860年 | ||||||||||
• 甲午战争 | 1895年 | ||||||||||
• 八国联军 | 1900年 | ||||||||||
• 辛亥革命 | 1911年10月10日 | ||||||||||
• 清帝退位 | 1912年2月12日 | ||||||||||
人口 | |||||||||||
• 1740 | 140,000,000 | ||||||||||
• 1776 | 311,500,000 | ||||||||||
• 1790 | 300,000,000 | ||||||||||
• 1812 | 360,000,000 | ||||||||||
• 1820 | 383,100,000 | ||||||||||
货币 | 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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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1616年[注 2]-1912年,1644年-1912年),是继明朝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对外称大清帝国、大清国、中华大清国等,亦简称为中国[注 3]。统治者为出身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王朝称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定都于赫图阿拉[注 4]。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注 5][注 6]并称帝。1644年,清军由明朝将领吴三桂引领入关,打败李自成的顺军,随后多尔衮迎顺治帝入关,并迁都北京,清朝从此取代明朝成为实质统治者。
历经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中国的综合国力及经济文化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为中国历史上一盛世(有争议)。
鸦片战争后,列强纷纷以武力迫使清朝开港通商,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起事严重打击了清朝国力,19世纪末的义和团排外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庚子赔款后清朝已无力再振。清朝在后期虽然尝试变法,但在极端守旧主义的反弹声浪下变法失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末代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清朝正式灭亡。清朝若从后金建立开始算起,共有十二帝,历时296年[注 7]。自入关并迁都北京以来,共历十帝,268年。
历史
建州女真与后金汗国
12世纪时期,来自东北的女真族曾南下入侵宋朝,建立金朝,后来被蒙古人所灭,女真人遭受了重大打击,除了留在东北的部分部落,这些部落后来又分为三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15世纪初期,明朝加封建州女真的酋长为建州都指挥使,作为藩属。明政府又先后将建州女真分成三个卫,总称“建州三卫”。当时猛哥帖木儿为明朝建州卫左都督,后因叛乱被杀,建州部被迫南移,最终定居于赫图阿拉,并并入建州卫。
1570年代,建州右卫王杲沿边作乱,被击斩后,儿子阿台继续和明政府对抗。辽东总兵李成梁又发动攻击,向导觉昌安和儿子塔克世在混战中死亡。这场战争使“建州三卫”瓦解,部落零散,各自为政。1586年塔克世的儿子努尔哈赤袭封为指挥使,以祖、父遗留的十三付盔甲,相继兼倂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统一了分散在各地的建州女真部落。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国号为金,史称后金。两年后他公布名为“七大恨”的讨明檄文,起兵反明。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击败明军,并接连占领沈阳、辽阳、抚顺等城市。不过,努尔哈赤在1626年的宁远战役中被明军的红衣大炮打成重伤,不久逝世。第八子皇太极在一场权力斗争获胜后继位。当时山海关外,明政府只剩下锦州、宁远、松山三个据地,其他已成为后金汗国的领土。
皇太极即位后,因为无法占领锦州及明朝大将袁崇焕镇守的宁远,遂降伏西边的漠南蒙古察哈尔部和东边的朝鲜王朝,最后利用反间计除掉明将袁崇焕,且五次攻入长城攻打明朝,以战争胁迫明朝求和,最后谈判破局,没有和解。1636年,皇太极先后更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并称帝。不久松锦之战爆发,八旗军大败明军并收降明将洪承畴等人。1643年皇太极病死,第九子福临继位,是为清世祖。
清朝入关及初期统治
1644年,李自成的顺军进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自杀。吴三桂于同年引清兵入关,大败顺军。之后多尔衮迎福临入关,并把首都迁到北京,而清军一面进兵西南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等势力,一面南下消灭明朝残余力量。同一时间,明朝宗室福王朱由崧在明朝陪都南京继位,1645年清军攻破扬州,弘光帝在逃离南京中被清军逮捕送到北京砍头。明宗室鲁王朱以海在浙江监国不久为清军所破逃亡海上。同时明宗室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的拥戴下于福州继位是为隆武帝,一年后清军攻降福建。并长驱直入攻下隆武帝之弟绍武帝的广州。之后朱由榔于肇庆即位是为永历帝,期间明军组织多次反攻并收复西南数省,直到1661年清军攻入云南永历帝被吴三桂用弓绞死。康熙三年及1664年清廷彻底歼灭李自成.张献忠余部,中国大陆反清力量随之肃清。至此除明朝台湾郑成功势力外和缅甸果敢的残余明军,原明朝中国大陆疆域全部为清廷控制。
清朝在消灭南方反清势力的过程中,联合了原明朝将领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等先后镇压了各地的农民军和南明的军队。
多尔衮为福临的摄政王,颁布剃发易服,导致江南民众反弹,招来清兵的血腥镇压,如原明朝降将李成栋指挥的嘉定三屠、江阴屠杀,尚可喜指挥的广州大屠杀,以及南昌屠城等。另外,清初时期还出现了圈地和由此造成的投充。由于圈地和投充造成逃人的问题严重,多尔衮又制定了严禁奴仆逃亡的法律,即逃人法。此政策激化了京畿地区的民族矛盾。为缓和矛盾,清政府下令停止这些政策,并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
1661年福临逝世,其子8岁的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即位初期玄烨智擒权臣鳌拜稳固皇权统治。之后康熙下令撤藩随即爆发三藩之乱,台湾郑成功之子郑经领军也趁势加入反清的行列。大臣们反对撤藩,但孝庄文皇后力挺康熙平叛,随后清军和三藩鏖战九年,期间二藩复降,清军也击败了反攻大陆台湾的明军。1683年清军攻入云南,吴三桂之孙吴世璠在昆明自杀三藩之乱平定。同年,清朝派明朝降将施琅攻打台湾。时郑经已死,台湾因多番内乱不少将领投降清朝。不久施琅率领清朝水师攻占明朝的澎湖群岛,郑经之子郑克塽率台湾文武官员降清,至此明朝最后一个反清复明的基地被消灭,明廷灭绝。
康雍乾盛世
三藩之乱平定后清朝进入康雍乾盛世时期[1]。这期间清朝先后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确立东北疆界;出兵准葛尔汗国和西藏,并入外蒙古、新疆、青海及西藏,使当时清朝疆域达1300万余平方公里。除了原有的朝鲜、越南及琉球外,清朝又和缅甸、尼泊尔、暹罗等建立藩属关系,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国家向清朝进贡。但此时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其它国家来往甚少。
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了历史高峰。与此同时,银号亦开始在山西出现。这个时代亦造就当时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国一部伟大的小说——《红楼梦》的诞生,还有《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至18世纪中叶,受清政府的“滋主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及外来农作物的引进等影响,清朝人口也大大增加。
根据资料显示,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欧洲仍然处于教派纷争和战乱之中。在此期间,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中国图景呈现在欧洲人们面前后,引发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甚至直到19世纪初,欧洲长时间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2][3][4][5]
不过,盛世的背后亦存在消极因素。清朝严厉控制民间思想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兴文字狱,多人被株连杀害或者流放,如戴名世。文字狱的出现,使文化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建筑文化和水平大异于前代;家具失去了朴实的传统,未能登峰造极[6];文人结社也受到严厉禁止。而清廷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多次强调以骑射为本,受儒家思想影响,亦逐渐禁止人民制鸟枪,在军事上走上了岔路。而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7]。并且消灭了中国民族思想。[8]
据研究指出在18世纪欧洲曾流行“中国热”、当时欧洲人对清朝的形象普遍持正面、美好的态度的同时,也存在负面的声音。尤其到18世纪末,此时康乾盛世已进入尾声。[3]乾隆末年英国曾派遣马戛尔尼出使清朝,在外交以失败而归国期间,副使斯当东见闻却是:“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而马戛尔尼本人则认为:“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9] 他不认为清庭有什么盛世,并认为清庭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9] 清初以敢言而闻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所著《潜书》也曾描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10],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
近代时期
清朝衰落与民变
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有衰落的现象。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位后半期曾六次下江南,每次都率领万人,由文武百官迎接,声势浩大,并且大兴土木,盖了30多处行宫;另外清高宗也重用贪官和珅,利用工程及冤狱收取大量公款及贿赂。农民因这两件事而流离破产,再加上士大夫和地主兼并土地加剧,使更多农人失去土地,纷纷起事抗暴。江湖帮会亦借机起事,且多打出神秘旗号。
在各地民变中,秘密宗教组织白莲教于1770年代起兵,后来又于1796年爆发川楚教乱,八年后被清军镇压,领袖王三槐等人被处死。在台湾,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率众叛乱,历时一年多。同时西南地区的苗族人也起事,结果遭清军以武力镇压。
《南京条约》签约后,西方各国纷纷要求开港通商,使传统农村经济受到破坏。各地乘机纷纷起事,其中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规模最大。洪秀全改造基督教教义,自称耶稣基督之弟,受到上帝耶和华的启示,1851年于金田起义,于两年后攻陷并定都江宁,并且发动两次西征,遭到曾国藩、左宗棠组织的湘军、李鸿章组织的淮军抵抗;又企图攻占燕京,但失败。后来太平天国发生内哄。第二次西征后,太平天国被湘军、淮军等民团武力消灭,历时十四年。
对外战争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开始大量向清朝贩售鸦片,后来因鸦片贸易问题而于1840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后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为不平等条约之始。1858年,英法两国因为和清朝修约不成,遂找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又签订《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同时俄国和清朝签订条约,取走部分东北的土地。根据这些条约,清朝除了割地、开港、赔款之外,各国开始在北京派驻使节,同时清朝主权也逐渐流失。
1872年,日本强迫清朝藩国琉球改属日本,清朝拒不承认,中日交恶。1884年,清朝和法国为越南主权问题而开战,为“中法战争”,之后接受调停,清朝失去越南宗主国的地位,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台湾因为中法战争于1885年建省。1885年英国入侵缅甸,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向英国抗议无效。1886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缅甸条约》,承认缅甸为英国所有,英国仅答应代替缅甸照例入进贡中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于1894年为朝鲜主权和清朝发生甲午战争,战后签《马关条约》,清朝除了赔款之外,还割让台湾和澎湖,并失去朝鲜宗主国的地位和在朝鲜的租界。甲午战争后,西方各国和日本纷纷在清朝划定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但在另一方面,这些租界和与外国冲突产生的条约制的建立彻底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之上不可侵犯的规则,并将西方的人权思想、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法律面前平等、收入财产神圣不可侵,以及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引入中国,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现代化民主制度建设。[11]
维新运动
1861年,恭亲王奕䜣和一些汉人官员展开为期30年的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开始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修建新式学校、培训技术人才;同时也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建立海军,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派且留学生。洋务运动使得清朝的国力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当时一度出现了较安定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12]。其间清朝在西方人的帮助下消灭太平军、平定捻军之乱,并击败阿古柏势力、收复新疆。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于1898年上书要求进一步变法维新,皇帝光绪帝在康有为的影响和帮助下实施戊戌变法,但引起守旧势力的反弹,维新104天就结束,故又被称为“百日维新”。慈禧太后将光绪帝软禁,包括谭嗣同等多人被处决。后来义和团发动庚子事变,屠杀洋人,破坏和抢夺与西洋有关的东西。此事件得到慈禧太后暗中支持,慈禧更曾一度向各国宣战,引发八国联军报复。遂败,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
清末时期
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开始推行“新政”,进行了包括建立新军、废除科举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不久,中国发生了立宪与革命的改革路线之争,一开始立宪派占上风,清政府也承诺并实行立宪,1907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在中央筹设资政院,预备立宪,并筹备在各省开办咨议局,1908年7月又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命令中国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1908年9月16日(光绪三十四年农历八月廿一日),福建省在福州东街文昌宫簪堂成立咨议局筹办处,议定每月集议两次,并于8天后上奏中央政府咨议局筹备的工作。农历九月开始编写选举人名册,按《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中的标准确定初选选举人并开始进行议员选举,选举时间截至到1908年农历六月十六日。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了代议会。不过,1911年5月组成的“责任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结果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任命北洋新军统帅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内阁并统领清军。但他一方面以武力压迫革命军(阳夏战争),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清帝于1912年退位,并在退位诏书中宣布“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度的正式结束。而在1917年张勋又曾组织辫子军,于北京复辟清朝,但只持续了12天,以失败而终。
政治制度
努尔哈赤起兵时实行的是军民合一的八旗(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制度,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重大决策由贵族共同讨论决定,是为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后皇太极于1631年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试图逐渐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皇帝试图实行中央集权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清朝前期[13]。
清朝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以前尚书均由满人担任,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但实权依然掌握在满尚书之手。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都察院。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
顺治七年(1650年),顺治皇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起初是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而设。因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故名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雍正八年(1730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蒙古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雍正皇帝始设军需房,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乾隆皇帝即位后服孝,安排数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进入军机处,故改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
清朝并未发生宰相专权、军阀割据、外戚夺权、宦官横行等现象,但各级政府长官离不开胥吏、幕宾。清代一切行政措施都要按律例办理,所以律例即“祖宗成法”。清代律文汗牛充栋,如果引用失误,就是“违例”。清代制度规定,读书人不准过问政治,否则“黜革治罪”,乾隆年间《大清律例》有六类四百三十六条,附例更多达一千四百多条,“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新科进士即使有心“治国平天下”,但对于《大清律例》却是无缘一睹的。实际政务其实已经发展成了一项专门知识,仅最基础的部分,就有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等。一般的胥吏、幕宾却可以在卷宗档案中迅速查找出“有关的律条”,又称“找签”。《清稗类钞》记录晚清官僚郭嵩焘的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胡林翼就曾感叹:“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
清朝疆域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的疆域是: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部,南至南海,包括“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即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岛礁),西南达西藏、云南省至缅甸北部的南坎、江心坡等地,西尽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极盛时期总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
除此之外,许多国家也与清朝有藩属关系,除了原有的朝鲜、琉球及安南外,还有南掌(寮国)、暹罗(泰国)、缅甸、以及南洋群岛的兰芳共和国,西南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中亚、西亚有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山克、爱乌罕(阿富汗)等藩属国。
进入19世纪后,由于清朝的衰落和列强的入侵,鸦片战争以后清朝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先后失去了以下领土:
失土 | 年份 | 条约 | 移交国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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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1842年 | 南京条约 | 英国 | 1842年到1898年分批割让或租借,至1997年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
外东北 | 1858年 1860年 |
瑷珲条约 北京条约 |
俄罗斯帝国 | 包括黑龙江以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 |
外西北 | 1864年 |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 | 俄罗斯帝国 | 巴尔喀什湖之东南、伊犁以西和斋桑泊南北44万平方公里 |
台湾 澎湖列岛 |
1895年 | 马关条约 | 大日本帝国 | 1945年由中华民国管辖至今 |
另外,19世纪末大博弈时期英俄两国曾私自划分帕米尔地区、沙俄趁八国联军之机出兵强占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六十四屯,对此清政府均未予承认并进行了外交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始承认现有之边界。
地方行政区划
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沿袭明制,但根据自身实际做了很多改革,如东北三省、西藏、新疆及其它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和内地不同。
内地行政区划
清朝继承元明以来的分省建制,以省为地方上的最高行政区域,下设府、厅、州、县,构成地方上的省、府、县三级基本行政系统组织。
乾隆八年(1743年)定顺天府之地为四路厅、二十四州县,州县隶属于路厅。设官有兼管府尹事大臣一人,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俱各一人。府尹总管京畿及四路的政令条教,“以成首善之化”,比一般府尹权力大,品级高,如升调州县官,可与总督会衔。府丞掌学校政令。属官有治中、通判,经历司经历,照磨所照磨,司狱司司狱,皆汉人。儒学教授,满、汉各一人:所辖四路厅同知正五品,各一人;州、县,知州、知县正七品,俱各一人。大兴、宛平二县并与五城兵马司分区而治,比外县高一品级。
天聪八年(1634年)设盛京,顺治元年(1644年)入关,原来盛京的六部俱废。自顺治十五年(1658年)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又重建户、礼、兵、刑、工五部。均置侍郎以下官,称“盛京五部”。又设盛京内务府,为外地所无。自顺治十年设辽阳府,十四年更名奉天府,至光绪三十三年改行省。奉天府所辖地方为府二,兴京同知一,直隶厅一、厅二,州五,县十四。设官有兼领府事大臣一人,由盛京五部侍郎内特简,后归盛京将军兼辖。府尹,满洲一人;府丞,汉一人,品级同顺天府。属官治中、围场通判、库大使、经历、司狱、巡检兼司狱、府学教授,俱各一人。府尹主府事,小事决之,大事呈报。
总督为省级的最高长官,全称为总督某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或兼巡抚事。清朝一共建立了二十三个省,其中内地十八省为沿袭旧制或以旧制为基础,其余在边境并为清末所置。这些省是: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台湾、新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其中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台湾为后设。理论上总督管两省或两省以上的地方军政事务,尤其侧重军事。雍正元年定总督加衔制,加尚书衔的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余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正二品。有清一代,全国共设总督九人,即东三省、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四川、两广、云贵。此外还在省级地方设有专门管理漕运的漕运总督和治河的河道总督。
总督之下设巡抚,其全称为巡抚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或节制各镇,职权很广泛。有的加侍郎衔,为正二品,否则为从二品。巡抚基本上是管一省,也侧重于军事,但比总督管民政更多,为总管一省军事、行政、监察及教育在内的高级长官。清朝所设巡抚共二十一人,其中由总督兼的有奉天、直隶等八人,单独设的有江苏、安徽等十三人。山东、山西等五省巡抚皆兼提督衔,贵州巡抚兼节制兵马衔。
各省设提督学政一人,由侍郎或科道进士出身的官员中委任,带原品级,掌学校和科学考试之政令。
各省设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使司或藩司。布政使为从二品,每省一人,但江苏设二人。布政使实际是一省长官,上承朝廷旨令,下帅府、州、县官,但因有督抚之设,渐居次要。其属经历司经历、都事,照磨所照磨,理问所理问,库大使、仓大使等,分掌出纳文书、照刷案卷、审核刑名以及保存档案、财政收支等。
各省设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使司或臬司。按察使一人,正三品,比布政使地位略低,掌司法监察,“澄清吏治”,常与布政使并称为“布按”。其下设知事掌勘察刑名,司狱检察囚犯,经历、照磨所掌同藩司。
各省设道员,正四品,或有专责,或作为布、按副使。专责者有督粮道或粮储道,简称粮道;又有管河道或河工道,简称河道。官则有的单设,多数为兼任。其他如驿传道、海关道、屯田道、茶马道等,一般由当地同品级官兼道员。作为布、按副使者,有分守道与分巡道。守道由布政使下的参政、参议发展而来,巡道是按察使下副使、金事演变的结果。初设只辖一府,或数道同辖一府,后来有的统辖全省,有的分辖三四府之地。为此,守、巡二道由原来临时性差使变为固定的地方长官。而且前此守道主管钱谷,巡道侧重刑名,久之两者各加兵备衔,所掌渐趋一致。乾隆、嘉庆时又准其密折封奏,权势日益加重,以致有人视道为省下、府上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实际上道不完全具备地方政府性质,不过是省级行政机构的派生物。
府是省之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知府为一府长官,从四品,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好。三年一考属吏,具其优劣上报。一切要政皆需通过督、抚允准乃行。清朝以知府“为承上接下要职”,故严谕督、抚对其考核。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协助知府,分掌粮盐督捕,江防海防,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众诸职。属官有经历、知事、照磨、司狱等。
在府之外,同时还有直隶厅、州和一般厅、州。凡统治地方人多并直隶于布政使司的为直隶厅、州,地位与府大致相同。厅设官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州设官知州正五品,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清朝在全国设有直隶厅四十一个,直隶州七十三个。其外的厅、州,称为散厅、州,地位略同于县。至清末,全国已设散厅七十八个,散州一百四十五个。散厅、州设官与直隶厅、州相同,而品级差一等。散厅、州属府管辖,个别的隶于将军或道员。
县是地方基层政权机构。清末全国设一千三百五十八个县。每县设官为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一人,主簿正九品,无定员。知县掌一县治理,主要是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典史掌稽检狱囚。
蒙古行政区划
努尔哈赤起兵时得到蒙古协助,又清朝后宫有大量蒙古嫔妃,八旗中特设蒙古八旗,而外蒙古地区又是清朝前期战争频发地带,故蒙古区划与内地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均不同。清政府对蒙古部落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以阻止他们合一。
清朝以大漠为界,将蒙古分为漠南内蒙古和漠北外蒙古,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盟旗制。盟由各部定期会盟而形成的机构,旗是分解原来的部落而组成。旗隶于盟。内外蒙古的盟旗设官基本相同。每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掌管盟务。盟长先由各旗会盟时,从旗长即札萨克中推选。后来改为清朝理藩院开列盟内札萨克,由皇帝任命。其外每盟各设备兵札萨克一人,管理军务。有的盟还设帮办一二人,协理盟务。旗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每旗设旗长一人,又名札萨克,掌全旗要务。又设协理副之。其属有管旗章京、副章京及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札萨克等官员多数都是原来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并经清朝封有爵位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人。
内蒙古的盟旗是把原来的二十四部,按其活动地区划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具体组合是,东四盟:哲里木盟统十旗,卓索图盟统五旗,昭乌达盟统十一旗,锡林郭勒盟统十旗;西二盟:乌兰察布盟统六旗,伊克昭盟统七旗。清朝在这些盟旗之上由理藩院及派驻地方的将军、都统进行管辖。他们是,盛京将军监督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六旗;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监督哲里木盟的郭尔罗斯前旗和杜尔伯特旗等;热河都统监督卓索图盟五旗及昭乌达盟十一旗;察哈尔都统主要掌管察哈尔八旗及四牧群,其外监督锡林郭勒盟十旗;绥远城将军管辖土默特二旗并监督乌兰察布盟六旗及伊克昭盟的鄂尔多斯七旗。一些由将军统治(察哈尔,土默特)。
外蒙古虽在清入关前已建立了“九白”的常贡关系,但入关后一度受噶尔丹的骚扰,直到康熙平定噶尔丹之后才恢复并确定外蒙各部的牧地。清封各部首领为汗和王、贝勒、台吉等,如内蒙一样建立盟旗制度。其各部所组合的盟旗是:喀尔喀四部及附额鲁特、辉特部四盟、八十六旗;杜尔伯特部及附辉特部二盟、十六旗;新土尔扈特一盟、三旗。此外札哈沁、明阿特、乌梁海部等,虽也有旗之设,却不属于外蒙古各盟。清朝对外蒙古盟旗的管辖,中央有理藩院的典属、柔远清吏司等机构,地方上有驻防将军或大臣等。其中定边左副将军(或称乌里雅苏台将军)为当地最高统治者,下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人,一人由蒙古王公担任,与将军共同管辖喀尔喀诸部盟旗。科布多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管辖杜尔伯特、辉特、新土尔扈特等盟旗及札哈沁、阿明特、乌梁海等旗。库伦办事大臣掌中俄交涉事务,其属恰克图办事司员一人,负责监督中俄贸易。
青海主要为蒙古额鲁特部居牧之地,共分五部、二十九旗。即:和硕特部二十一旗、绰罗斯部二旗、辉特部一旗、土尔扈特部四旗、喀尔喀部一旗。还有察罕诺门汗部自编一旗。每旗各设旗长,掌治一旗,属官之设如内蒙古。旗之上,青海各部与察罕诺门汗部一旗共会一盟,但是不设盟长,而以清朝驻西宁办事大臣莅盟统辖之。道光三年(1823年)又分河北二十四旗为左右翼,每翼设正、副盟长各一人。也有设喇嘛旗管理沙毕纳尔(徒众)。
西藏行政区划
清代称藏族为图伯特,或唐古特,所居地区分为卫(前藏)、唐(又称喀木)、藏(后藏)、阿里四部。崇德年间达赖及班禅已派人贡于清朝,经康熙至乾隆,先后平定噶尔丹叛乱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清朝在西藏便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当地的最高统治者为Template:BreakLink,驻前藏拉萨,掌全藏政令。班禅喇嘛,驻后藏扎什伦布,掌后藏寺院与其教民。达赖和班禅的宗教政治地位是平等的。达赖与班禅个人之间互为师徒,关系颇为密切。班禅方面:一世班禅为一世达赖之师;四世班禅为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班禅为六世、七世达赖之师;六世班禅为八世达赖之师;七世班禅为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为十三世达赖之师。达赖方面:五世达赖为五世班禅之师;七世达赖为六世班禅之师;八世达赖为七世班禅之师;十三世达赖为九世班禅之师。
前藏行政机构主要有噶厦和商上。噶厦为总管藏务会议厅,设三品官噶布伦四人。商上为分管财政的机构,除以噶布伦一人管理外,设四品仔琫三人,商卓特巴二人。还有专掌粮务的叶尔仓巴、掌道路的朗仔辖、掌刑名的协尔帮、掌马厂的达琫及第巴等四至七品的各种名目官员。后藏也设四品商卓特巴、叶尔仓巴,五品达琫等官员,掌管相应的政务。武官则有四至七品的戴琫、如琫、甲琫、定琫,从几人至百多人。凡前后藏皆有营寨,按其地理险易和大中小,各设边营官及营官,总计一百六十余人。佛教在西藏盛行,喇嘛很多,有的喇嘛在噶厦、商上任职,而僧官又分国师、禅师、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等,专掌教事。
清朝在西藏设官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派驻藏大臣二人,驻前藏,统管前后藏地方及喇嘛事务。后改为办事大臣、帮办大臣各一人,分驻前后藏。按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与达赖、班禅地位相等,而驻藏大臣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具有向皇帝直接上奏的权力,为达赖、班禅所没有。此外,达赖、班禅及以下呼图克图十八人、沙布隆十二人等活佛转世,称为“呼毕勒罕”,即奔巴金瓶掣签,均由驻藏大臣监督。
回部(新疆)行政区划
清政府在新疆实行盟旗制和伯克制。清末建省之前,曾就额鲁特旧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的实况,如内蒙设盟旗制。即:旧土尔扈特部为盟四,和硕特部为盟一。盟下为旗。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旗设旗长(札萨克)一人,掌盟、旗政令。但是盟长由清朝政府任命,旗长则基本是世袭。此外新疆大部分地区为维吾尔族居住,清代称为“回部”。哈密、吐鲁番率先归服,曾设旗,部长被授札萨克。自康熙至乾隆平定回部诸乱之后,在这些地区不设札萨克,而实行伯克制。伯克原来是回部的酋长,经清朝重新任命,按职责和品级称某某伯克,共三十余名目。最高的为阿奇木伯克,掌综回务,三品至六品,其次为伊什罕伯克,掌赞理回务。四品至六品。其余分掌地亩、田粮、税务的,大抵四品至七品。在清朝所封的札萨克郡王和诸伯克之上,清朝还派驻了伊犁将军,掌天山南北最高军政大权,下设参赞大臣一人辅之。又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及帮办大臣,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等,以及乌鲁木齐都统、副都统,分管所在回城事务。
其他民族地区
甘肃、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历来居住蒙、藏、瑶、壮、彝、黎等少数民族。清朝根据这些地区的特点,以当地的土著人作各级行政机构的长官,清朝政府予以承认,但是当官的人可以世袭,这就是土官制。有文武两类,文官如知府、知州、知县等,皆加“土”字。武官有指挥使司指挥使、长官司长官。从正三品至正七品。此外还有土游击、土都司、土守备等。清朝定制,文职土官共七阶,武职土官共五阶。其承袭、革除、升迁、降调,文隶吏部,武隶兵部。在地方上各归所在总督、巡抚或驻扎大臣、办事大臣等统辖。
民族政策
清朝建立后,针对境内存在不同民族的情况,满族统治者采取民族分治政策。不过,其中有部分政策颇具争议。
汉满关系
汉八旗
皇太极即汗位后改变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释放掠夺来的汉人奴隶,编庄别居,将加入汉八旗的明朝官员或后金提拔的汉人官员来管理。
[注 8]1633年皇太极下令从所属的满洲八旗的汉人壮丁中每十名抽出一名,组成一旗汉军,这是皇太极组成汉军的开始。
随着军队的发展,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即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大清的第二年,又分汉军旗为两旗。又过五年,崇德七年(公元1572年),把汉军扩为八旗。至此,汉军八旗正式出现,成为清朝三军之一。所使用的旗帜和满洲、蒙古相一致,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由于汉军编成八旗,所有旗下成员都是旗人,也称汉军旗人。汉八旗中的原汉人后代与满人同样享受世袭待遇。旗人与民人同罪不同罚。
清朝汉族重臣
满清为夺取和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攻占辽东后,除起用范文程、宁完我等汉族人士外,在入关过程中先后招降了前明军将领吴三桂、李成栋、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统领的汉族军队。后因其叛乱而由康熙剪除三藩。带兵攻灭明郑台湾的施琅也是汉族前明军官。清初汉族重臣还有洪承畴等。结果这些人士都被后世列为汉奸或是卖国贼。
清政府为了长久统治中国,大力尊崇儒学,按历代汉族王朝传统开设科举,从中选拔统治精英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预防反抗。
清廷任用的汉族官员林则徐曾从英国人手里缴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
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消灭太平天国、捻军等汉人叛乱及洋务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甲午战争后清廷实行新式练军,亦以汉族官兵为主。其中如袁世凯、留学普鲁士学习军事的段祺瑞、冯国璋、 留学日本的王士珍,及黎元洪均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并成为后来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
清初弊政
清初有所谓“六大弊政”[14],剃发(或薙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 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15]。清初曾颁令谕:一、八旗制度移入关内,全族皆兵。二、鼓励满人入关。三、圈地,使近畿五百里内全属满族所有。四、禁止满汉通婚;禁止满人自由择业。[16]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17]。拥有打死人不偿命的特权。[18] 弊政中的投充和逋逃皆为圈地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康熙帝亲政后即立即下令永远停止圈地,并逐步放宽对逃人的禁令并最终裁撤督捕衙门。随后康熙开始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19]
在全国的镇压与剃发易服
清廷控制中国全境过程中,大规模圈地侵犯了汉族地主根本利益。又由于对割断文化传统的担忧,在江南和华南忠于明皇室(史称南明)的军民奋起武装抵抗,清军对此实施了武力镇压。
这一过程伴随民众惨烈伤亡。如多铎展开扬州十日与屠城李成栋部嘉定三屠,尚可喜、耿继茂部庚寅之变(广州屠城),江阴惨案等,其余还有征讨姜瓖后的大同屠城,还有曾经在赣州、湘潭、四川、南雄、潮州等地也进行了屠杀等,平民死伤惨重。
1645年为迅速征服江南的抵抗者,清军统帅多尔衮采用孙之獬献计,再次下令颁发“剃发令”,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成年男子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以恫吓抵抗军民。
有批评者认为,正是剃发易服令激起了江南人民的斗争,而清廷对此进行了屠杀。江浙地区人民的斗争目的在于保持本民族文化。是清朝统治者颁布剃发易服令才导致大规模抵抗,引发血腥镇压。
在长江以北的扬州,史可法英勇抗击清军,不敌而捐躯,史可法死守七日七夜才城破。至今中国官方与民众常有纪念这位爱国志士的活动。
根据清末革命党在日本发现的《扬州十日记》,清军多铎随后在扬州进行整十日的大屠杀,号为扬州十日,但其屠杀人数存在一些争议。英国大使马戛尔尼表示:“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杀害而倒卧在血泊之中。”[9] 朝鲜人曾私下把清人叫做“夷虏”,把清朝皇帝叫做“胡皇”,若干朝鲜文人私下写作时仍以崇祯年号纪年,穿着明朝衣冠感到自豪,对于清帝国的汉族人剃发易服而顺从蛮夷衣冠相当敌视。[20]。然而,随着清朝越来越强大,当进入十八世纪时,清朝已排除了各种危机,成为极为强盛的帝国,这使朝鲜使臣不得不睁开眼睛认真面对眼前的情况。朝鲜人对清朝经过了由憎到爱的转变过程,朝鲜使臣还公开倡导向清人学习。[21]
1732年,日本江户儒臣林春胜、林信笃著作《华夷变态》一书,序文中说“崇祯登天”之后,“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陷虏,唐鲁才保南隅,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在日本人眼中,所观察到的是汉人满化。[22]对此,1792年外交失败的英使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亦曾有类似看法。[9] [注 9]
满族学习汉文化
一般认为,清朝统治者在保持满贵族优先前提下,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汉化政策[23]。但一些研究辽金元清史的学者认为,清和辽金元一样属于征服王朝,汉化深度和速度均逊于北魏等渗透王朝;清室只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汉化措施,并尽可能保留本族文化,而非全盘汉化[24][25][26]。
所有施政文书都以满汉两种文字发布。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满族皇帝也纳有汉族嫔妃,详见汉满通婚,不过真正解除满汉通婚禁令,是直到1902年清末新政才解除。[27]。乾隆在宫中常穿汉服以作娱乐[来源请求],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参 1]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部分史学者认为,正因满人自动汉化才没有在短时期之内覆灭,甚至奴化汉人。若无法汉化,则如南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无法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而灭亡。支持儒化说者则认为,清朝皇帝只是有选择尊儒,儒家的一些思想满清皇帝也没有完全接受,而儒家只是汉文化的内容之一,汉文化不仅仅只包括文字和儒家,还有衣冠、风俗礼仪、各种宗教信仰等。 [参 2] [参 3]
蒙古政策
清政府对内蒙古地区实行特殊管理。一方面以联姻来笼络蒙古各部首领,以宗室女外嫁各部首领及其子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分而治之的“扎萨克制”,亦即盟旗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原蒙古各部称为盟,是内蒙古地区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旗设旗长,即“札萨克”,为世袭之职位。旗下设佐、什,受旗长管制。若干相邻的旗为一盟,盟有盟长,由中央直接任命,多选旗长中势力大、威望高、与中央关系亲密者任之。盟为监察区,不属行政单位。当时主要有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对中央负责,受中央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内蒙古地区设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副将军,率军驻防要地,以加强军事控制。但各都统、将军不干涉行政事务。[28]
清王朝统一了蒙古各部后,对蒙古的统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又要笼络其奴隶主们统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为清政府统治全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清帝国北部疆域不设防的屏障。[参 4]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广喇嘛教,有效的收服了人心,维护了蒙古地区安定局面。蒙古人一向信喇嘛教中的黄教,满人一直重视笼络大喇嘛,如哲布尊丹巴与章嘉呼图克图。亦说喇嘛旗,但也有裁抑,如置大臣与限制出家人人数,交相运用,视准噶尔势力消长而定,乾隆后渐严格。清代为了不使政教合一,提高喇嘛地位,但不给在贵族中转世,使喇嘛、汗王永远不合一。如准部的喇嘛,乾隆明确规定不准转世。喇嘛与汗一样要轮流入京朝贡,使他们没有多余力量。
清廷统治蒙古二百多年,蒙古人口不断下降,生活日趋贫困,而且疾病横行,幸存者大多出家。[29][30]
西藏政策
清朝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曾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当时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有设置驻藏大臣,订立治藏章程“众建而分其势”;派驻官兵,整顿藏军;设立台站,"厘定疆域"。当时清政府振兴西藏经济的措施有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31]
国旗与国歌
清朝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样,本来并无法定的国旗与国歌。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清朝国门,清朝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国旗与国歌。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认定“黄底蓝龙戏红珠图”(即俗称的“黄龙旗”)为大清国旗。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清朝曾先后使用《普天乐》、《李中堂乐》、《颂龙旗》作为其半官方国歌或代国歌。1911年,清政府将《巩金瓯》定为正式国歌。不过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巩金瓯》后来没有流行开来。
清朝文化
- 清朝的诗歌:清朝的诗歌在中国历史上影响不大。清高宗爱作诗,他的《御制诗五集》共41863首,但鲜有佳作[注 10]。 被称为“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产生于戊戌变法前后,其代表有黄遵宪的诗,其余如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存世。
- 京剧的形成:京剧源于明朝的昆曲和京腔,形成于乾隆、嘉庆年间。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年历史。京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申报》,历史上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系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京剧坛的昆曲、汉剧、弋阳、乱弹等剧种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衍变而成,是中国最大戏曲剧种。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京剧是综合性表演艺术。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为一体、通过程式的表演手段叙演故事,刻划人物,表达"喜、怒、哀、乐、惊、恐、悲"思想感情。角色可分为:生(男人)、旦(女人)、净(男人)、丑(男、女皆有)四大行当。人物有忠奸之分,美丑之分、善恶之分。形象鲜明、栩栩如生。
- 清代的绘画:清代的绘画水准很高。画坛由文人画占主导地位,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更多画家追求笔墨情趣,在艺术形式上翻新出奇,并涌现出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清初朱耷、石涛的山水花鸟画,中期的“扬州八怪”,清末任伯年,吴昌硕的仕女花鸟画及杨柳青、桃花坞和民间年画均对后人有很大影响。
-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在清高宗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 “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来源请求],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但是有人认为,四库全书编撰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将他们认为不合礼教的书籍大量焚毁,可能导致大量珍贵的历代书籍绝迹。[参 5][注 11]
清朝科学技术
詹天佑和京张铁路:清朝末年,中国的交通事业有所发展,詹天佑是中国第一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他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工程之艰巨是当时世界铁路史上罕见的。詹天佑克服了一道道难关,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减缓了坡度,降低了造价,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京张铁路是中国人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修成的,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参 6]
清朝间的武装起事
据统计,整个清朝期间,武装起事曾多次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 1646—1683 南明与台湾明郑
- 1673—1681 三藩之乱
- 1796—1805 川楚白莲教
- 1851—1864 太平天国
- 1852—1868 捻军
- 1898—1901 义和团
- 1895—1911 兴中会/同盟会
这些起事的原因有多方面,如南明残余势力的抵抗,武装割据(台湾郑氏)或明朝降将的反叛(三藩之乱、李成栋坚守广州)以及清末反满革命力量的发展(兴中会/同盟会)。而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等起事原因,有认为是农民反抗清廷腐败剥削的,也有认为是邪教的。
另外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地的穆斯林也多次发生民变或起事,如陕甘回变。这些基本上以西北部,西南部少数民族为主,虽然波及不如上面那么大,但是许多都持续了十几年。与清初江南抵抗不同,此时清廷保护汉族民众免于受害获普遍支持。
其中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历时十余年,波及大半个中国。连年战乱造成平民死伤惨重,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32]但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一向认为是农民起义而基本肯定,同样得到肯定的包括其余大部分起事。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中华民国领袖孙中山就曾表示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33]民国的主流学术界对太平天国也持否定态度。而当时的江南民众普遍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组建汉族民间武装平叛。
乾隆下江南
江南主要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特指江浙长江以南至钱塘江口,加上扬州一带,江浙两省的核心地区,有时也包含安徽东南部及江西东北部。清代前期与中期最繁华的是苏州和扬州,还有杭州。
这里古称吴越,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江浙两省地盘虽然不大,人口也不很多,大约只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2%,但它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其经济和人文在全国均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清朝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0.8%左右和赋粮总数的 30%左右,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68%左右,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这里出产的丝绸和茶叶历来是宫廷内外的高档必需品,饮食也被认为是明清两朝宫廷菜系的正宗,至今国宴仍保留相当比例的扬州苏州菜谱。
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巡幸江南,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宁(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要到浙江的海宁。
六下江南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缙绅,培植士类,阅兵祭陵。
乾隆帝期间多次下谕,蠲免江、浙、皖上千万两银子。第一次南巡时,谕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赋银228万两、安徽积欠 30万余两,及浙江本年应征银30万两。二次南巡,谕免江、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20余万两。三次南巡,谕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等项27万余两。四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钱粮143万余两及浙江13万余两。五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银130余万两。六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欠银130余万两。总计六次南巡免银在1000万两以上。
但是,另一方面讲究排场,开支巨大,劳民伤财,负面批评不少。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随驾当差的官兵3000名左右,约需用马6000匹和船四五百只,还有几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参 7]
外交
清朝建立伊始,清政府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郑成功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并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雍正十年(1732年),放宽入台政策,已入台湾者可携带家属到台湾,台湾的福建与广东人口大增,光绪十一年(1885年)皇帝下旨宣布设立台湾省,光绪十三年刘铭传完成台湾建省工作,台湾省府正式运作,成为大清帝国面积最小的省。
1683年清朝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初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正值锁国时期,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朝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
到了乾隆以后,清朝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阻碍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中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中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有英国人嘲讽当时的清帝国为一艘破烂的战舰,若非有位精明的皇帝,则不堪一击,[9]而这个预言于50年后应验。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中国(清朝)为首的东方世界。
晚清时期,经历一系列失败之后,清朝在西方国家的威逼侵略下通过开放租界口岸,允许外国人来华经商等割地手段来达到和解。至此中国开始向近代过渡,清廷在被迫打开国门的同时也丧失中国大量领土的管辖权,由于不断的受到侵略以致割地赔款,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也骤然下降。但与此同时也激发了洋务运动等改革措施使西方的科技、文化以及民主宪政思想传入中国,并为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发展契机。
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
清朝入关之初,对定居中原的西方传教士采取礼遇态度。其中,清世祖特别倚重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并尊其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顺治帝多次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不久汤若望成为“钦天监”的负责人,掌管国家天文。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前,“钦天监”皆由耶稣会士掌管。由于需要新的历法,清政府遂下令根据汤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历书》,制定新历法并颁行全国,名为时宪历。
清世祖在世的时间,安徽人杨光先就多次指责汤若望地用西洋历法替代中国本土历法,是别有用心、蔑视大清之举。但由于顺治帝对汤若望的倚重,杨光先的指责未得到重视。顺治帝去世后,杨光先再次诬告汤若望,结果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定汤若望死罪,直到后来才被放出。汤若望去世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接管“钦天监”。不久杨光先又诬告南怀仁。这时清圣祖已亲政,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数学、天文、地理、光学、医学、解剖学等都有较大的兴趣。为了公开验证杨光先与南怀仁的是非,他于是多次召杨光先与南怀仁到宫中当众测验,结果证明南怀仁正确,杨光先错误。结果汤若望被平反,而杨光先被免职。这使得耶稣会士获得了更大的荣誉。不过,因发明“连珠铳”有功而受到康熙帝召见的戴梓却在无意中得罪了南怀仁,而导致南怀仁嫉恨在心,伺机报复,并诬陷戴梓“私通东洋”,以致戴梓被流放。[34]
到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天主教内部发生了“礼仪之争”。罗马教皇下令禁止教区内的传教士使用耶稣会的中文词汇“天”和“上帝” 来称呼天主,也禁止中国教友敬孔敬祖。这与当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其后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所采取的本土化政策截然相反。清政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做有违中国敬孔祭祖的传统。康熙帝于1700年批示说:“敬孔敬祖为敬爱先人和先师的表示,并非宗教迷信”。然而罗马主教则认为:在有关信仰问题上,基督教神学界比中国皇帝更具权威。双方争持不下,最后清政府发出了“禁教”令,规定“不准不守‘利玛窦的规矩’的传教士在中国地面继续行教”。1722年清世宗即位后,下令对天主教奉行全面禁教政策,而多数传教士也因此被迫离开中国。这样清朝初年西方基督教在中国传教被终止。
不平等条约
自近代以来,清政府在列强的威迫下,前后被迫签定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据统计,中国近代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共有343个,其中四十多个条约影响较大。[参 8] [参 9]
有关清朝是否为中国争议
清政府对外交流时除大清帝国、大清国、中华大清国外通常亦正式简称为中国,并广泛见于清政府所签定的各条约内文,如《中法新约》[注 12]、《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注 13]等等。近代国际社会上(除日本外)也普遍如此认知,可见于西方各国与清朝签定的条约中,如英文版南京条约、法文版黄埔条约、俄文版伊犁条约等等均称为“中国”(China/Chine/Китаем)。但日本在明治初年以后舆论多用支那、清国称谓中国,以及日本出兵台湾以后基本上都用“支那”代替唐、汉称谓中国。在甲午战争后签订马关条约时,日本不希望清朝称为中国,但在清政府代表的坚持下,双方达成妥协,最后条约中文版称中国,日文版称清国。即使到清朝灭亡后,日本亦长期用“支那”或“支那国”来称呼其后的中华民国,如二十一条的日文版中以“支那国”称呼中华民国。这种状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在中国的再次要求下日本才于1946年开始全面使用“中国”的称呼。[35]
有研究认为在清朝时代,尽管欧洲人对于满人最初征战中的野蛮行径多有斥责,当时欧洲人却几乎一致指出,当满人真正建立新政权后,继续执行自我汉化的政策,毫不迟疑地沿袭明朝旧制,保留了绝大部分明朝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架构。传教士、汉学家卫匡国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政权虽然不再由汉人统治,但是中国的法统却并未因此而中断,满人建立的清朝依然是一脉相承的中国。除了保留服饰、发式等某些习俗外,满人全面接受汉族的文化遗产,敬孔尊儒,重用汉族文士,继续以儒家经典作为科举的考试科目,这一切预示着,中华文明不会因政权易手而衰微。直到18世纪末甚至19世纪初,在大多数欧洲人心目中,中国的形象长期是确定的、清晰的,而且是正面的、美好的,以致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期间(当时中国为康乾时期)在欧洲形成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36][3]
不过,历史上在明朝灭亡后,以洪门天地会、太平天国与兴中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反清革命团体史观认为清朝是将代表中国正统的明政权灭亡,并在中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外国或外族政权,不是中国,因此此时中国处于亡国时期。[37]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并且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中表示:【近年革命思想发生之后,还有许多自命为中国学士文人的,天天来替满洲说话。譬如从前在东京办《民报》时代,我们提倡民族主义,那时候驳我们民族主义的人,便说满洲种族入主中华,我们不算是亡国:因为满洲受过了明朝龙虎将军的封号,满洲来推翻明朝,不过是历代朝廷相传的接替,可说是易朝,不是亡国。】,以此为据,痛心陈述中国民族主义已经亡了。[38]有且根据18世纪初雍正帝著作“大义觉迷录”中表示“朕非中国之人”,“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出身满族的清宫女作家德龄在其《清宫两年记》(珠海出版社31~33页)壹书中提到:她父亲告诉她,他们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的主人。但是,近代以前中文中的“中国”一词往往是地理概念,而非国家概念,属于带有多重含义的复合体。其所指范围,也一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比如《尚书》上出现“中国”一词时其所指仅仅局限于关中、河洛一带;而后又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等等。直到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则成为近代国家及版图之内全部领土之专用名词,被清政府运用于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39]
帝王年表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在位时间 | 年号 | 皇陵 |
---|---|---|---|---|---|
太祖 | 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 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追尊) |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 1616年-1626年 | 天命 | 福陵 |
太宗 | 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 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
爱新觉罗·皇太极 | 1626年-1643年 | 天聪 崇德 |
昭陵 |
世祖 | 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 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
爱新觉罗·福临 | 1643年-1661年 | 顺治 |
孝陵 |
圣祖 | 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 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40] |
爱新觉罗·玄烨 | 1661年-1722年 | 康熙 | 景陵 |
世宗 | 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 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
爱新觉罗·胤禛 | 1722年-1735年 | 雍正 | 泰陵 |
高宗 | 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 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 |
爱新觉罗·弘历 | 1735年-1795年 | 乾隆 | 裕陵 |
仁宗 | 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 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41] |
爱新觉罗·颙琰 | 1796年-1820年 | 嘉庆 | 昌陵 |
宣宗 | 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 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42] |
爱新觉罗·旻宁 | 1820年-1850年 | 道光 | 慕陵 |
文宗 | 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 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43] |
爱新觉罗·奕𬣞 | 1850年-1861年 | 咸丰 | 定陵 |
穆宗 | 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 智诚孝信敏恭宽明肃毅皇帝[44] |
爱新觉罗·载淳 | 1861年-1874年 | 祺祥 同治 |
惠陵 |
德宗 | 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 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 |
爱新觉罗·载湉 | 1875年-1908年 | 光绪 | 崇陵 |
- | - | 爱新觉罗·溥儁[注 14] | 1899年 | 保庆 | |
宪宗 [注 15] | 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 宽睿正穆体仁立孝襄皇帝 |
爱新觉罗·溥仪[注 16] | 1908年-1912年 | 宣统 | 华龙陵园[注 17] |
注释
- ^ “大清”为原本国号,并见于《南京条约》等;“大清国”见于《辛丑条约》等、“大清帝国”见于《马关条约》、《钦定宪法大纲》等、“中华大清国”见于《天津条约》、《望厦条约》等。
- ^ 关于清朝的起始时间,存在不同的说法。主要有1616年说(后金建立)、1636年说(正式定国号为大清)、1644年说(清军入关并迁都北京)。
- ^ 清政府对外常简称为中国,可见于其所签定的各条约内文。国际社会(日本除外)亦普遍以此称呼,但曾因"中国"之称与明治时代的日本签约时发生争议。详细情况及相关争议可参见这儿。
- ^ 赫图阿拉后来改称兴京,在今中国辽宁省新宾县境内。
- ^ 自元朝加“大”于正式国号之中,此前各朝的“大”字均为尊称。
- ^ 因统治者为满洲人,所以有人称之为“满清”。另有人称之为“清国”。
- ^ 若不算上后金,自1636年改国号大清以来共有276年,十一帝。
- ^ 公元1633年二月,明朝辽东总兵毛文龙被袁崇焕处死,其部下孔有德、耿仲明等率军从山东登州前来辽东投奔后金。皇太极对他们来投非常重视,亲自在沈阳城郊浑河岸边亲自迎接,行满族特有的抱见礼。为与满洲八旗有别,命孔、耿所部使用白镶皂旗帜,即白旗镶黑边,受皇太极直接统辖。这是第一次出现打着有别于满洲八旗旗帜的汉军。
- ^ 马戛尔尼纪事中写道:
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釆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杀害而倒卧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 ^ 有人说其中不少是御用文人沈德潜捉刀。
- ^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同时销毁了对清朝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
- ^ 如《中法新约》第七款:“中法现立此约,其意系为邻邦益敦和睦、推广互市,现欲善体此意,由法国在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彼此言明,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劝助。惟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 ^ 如《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第二款:“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 ^ 爱新觉罗溥儁曾被慈禧太后短暂立为皇帝,但从未被普遍承认。
- ^ 爱新觉罗溥仪并无官方庙号。有后人给其上庙号“宪宗”,但从未被普遍知晓或承认。
- ^ 通称清末帝,生前也有称其为废帝、逊帝的,但因明清年号上一世一元的习惯,普遍用在位年号称其为“宣统皇帝”。
- ^ 初葬八宝山革命公墓,后在家属要求下移葬华龙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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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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