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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MrBingxin/沙盒/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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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成员国分布图。联合国是一个需要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国际组织，但并不是所有的主权国家都加入到联合国。

主权国家（英語：Sovereign State / Sovereign Country），有时可以简称为“国家”，是指在国际法中的一个非物质的法律实体，通常由一个对某个地理区域拥有主权的中央集权政府（英语：Centralized government）所代表。国际法将主权国家定义成拥有永久性人口、确定的领土、一个政府以及和其他主权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能力的实体。[1][2] 通常也可以理解成，一个主权国家既不依赖也不受制于其他主权国家或组织。[3][4][5]

虽然按照国家成立的“宣告说（Declarative Theory）”，一个国家可以不必依据其他国家的承认而存在；[6] 但是未被承认的国家往往会发现自己很难具备完全的条约制定权和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主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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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西發里亞主權體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基于领土和外营力在国内事务不起作用的民族国家主权概念，这是一个由国家、跨国企业和组织所构建的体系，始于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主权是一个经常被误用的术语。[7][8] 直到19世纪，殖民者还利用激进的“文明标准”来裁定世界上的某些人“不够文明”和缺乏有组织的社会。这一观念引发了刻板印象，并构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与“文明社会”相比，其他族群的“主权”要么完全不存在，要么至少具有一定的劣等性。[9] 拉萨·奥本海说：“或许没有任何概念，其含义会比主权更具争议性。主权这个概念从引入政治学那刻起，直至今日，从未产生过获得普遍认同的含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0] 而在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法官赫伯特·威尔·伊瓦特博士的观点里，“主权既不是一个事实问题，也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11]

随着自决权原则的发展和国际法中作为强行法而禁止诉诸武力等原因，有关主权的含义有了不同的定义。在《联合国宪章》、《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以及其他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宣言都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的国家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基于其同属于国际法下的法人资格而享有同样的权力和义务。[12][13] 各国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内确定自己政治地位及行使永久主权的权利得到了广泛的承认。[14][15][16]

在政治学中，主权的最重要属性通常被定义为国家在确定领土框架内的完全自主性，即国内政策的至高性和外交政策的独立性。[17]

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英语：Bryan Turner (sociologist)）在评价根据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指出，“这或多或少明确了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并承认国王们有权确定自己国家所信仰的宗教，即以‘教随国定（英语：Cuius regio, eius religio）’为原则来确立各自国家的宗教信仰。”[18]

在1900年之前，主权国家享有绝对的司法程序豁免权，这些权力源自“主权”和《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中提及的“国家平等”。让·博丹首先指出，国家的权力被认为是该国领土之上最至高无上的法定权力（英语：potestas）。在此基础上，法理学的发展为国内法庭起诉其他主权国家时，他国享有豁免权。

而在“斯库诺交易号诉麦克法登案（英语：The Schooner Exchange v. M'Faddon）”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写道，“主权国家的完全平等和绝对独立”创造了这样的一些案例，“每个主权国家都被认为放弃行使其一部分在其专属领土上具有排他属性的管辖权，而这种管辖权被认为是主权国家的特征属性。”[19][20]

现今，绝对的主权国家豁免权已经不再那样被广泛接受，包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和南非等国家都试图通过立法来限制豁免权。现在一些国家明确了主权国家的公共行为享有豁免权，但私人行为和商业行为则没有这种豁免权，尽管两者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区分。[20]

承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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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承认意味着一个主权国家将另一个实体视为一个主权国家。[21] 承认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并且还通常具有追溯性。需要注意的是，承认并不代表两国之间有建立或维持一段外交关系的意愿。

关于建国的标准，目前并没有任何一个标准能够对国际社会内的所有成员构成统一的约束力。在实际操作中，有关建国的标准通常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22] 有学者举例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尚未被承认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后来被承认的案例，指出“由于国家承认是一个自由裁量权问题，任何国家都可以决定是否承认一个意愿成为国家的实体为主权国家，而无论其是否具有实际领土或政府。”[23]

但是在国际法中，关于国家何时可以被承认为主权国家有几种理论。[24]

构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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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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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

相较之下，宣告说认为某个政治实体符合下列标准，那么则可以将这个实体视为国家并定义为国际法中的一个法人：

  1. 具有明确的领土；
  2. 拥有常驻人口；
  3. 政府；
  4. 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

按照宣告说，只要某个主权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获得，那么该实体的独立国家地位优先于他国承认。宣告说因1933年签署的《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而闻名。[25]

《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第三条规定，国家的主权独立优先于其他国家的承认，并不得阻止国家实施自卫权。[26] 而在构成说中，被其他国家承认是一个主权国家获得独立地位的要件。同时，《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该公约的第十一条，即禁止通过武力获得主权。[26]

另一个与《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所阐释的条件相似的观点来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南斯拉夫和平会议仲裁委员会的表述，该委员会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包括领土、人口、政府和具有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27]

承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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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有限承认国家列表

有关主权国家承认说的实践案例往往介于构成说与宣告说之间。[28] 国际法并未要求一个国家必须承认另一个国家；[29] 但当一个国家被视为非法或违反国际法时，往往的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承认。罗德西亚和北塞浦路斯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就是个很好的案例，前者只得到了南非的承认，而后者只得到了土耳其的承认。

就罗德西亚案例来说，少数白人夺取权力并试图按照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建立一个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抨击这是“针对少数族裔的非法的种族主义政策”，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30] 而北塞浦路斯案例则是在塞浦路斯北部建立的国家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承认。[31] 国际法不禁止宣布独立，并且认为承认一个国家属于政治事件。

实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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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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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实际情况中，“国家”与“政府”两个词语可以互相替代使用；[32] 但国际法上，非实体的国家与政府还是有所区别的。例如，“流亡政府”的概念就是以国际法的这个区别为基础而诞生的。[33] 国家是一个非物理存在的法律实体，而不是任何形式的组织。[34] 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只有政府才能对国家负有责任并约束国家，例如通过相关条约。[33]

国家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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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国家是一个相对持久存在的实体，尽管它们也与可能因为自愿或外部原因（例如战争）而消亡。自二战结束以来，通过暴力手段来强迫一个国家消亡的案例在实际上已经消失。[35] 因为国家是一个非物质的法律实体，所以有人认为要消灭一个国家不能仅仅依靠物理力量。[36] 相反，军队的实际行动必须与正确的社会或司法行动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消灭一个国家。

本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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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家的本体状态一直是个极具争辩性的话题。[37] 特别是讨论国家是否是一个无人可见、可闻、可接触或以其他特别方式发现但却又是实际存在的对象。[38]

类似“准抽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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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国家的存在之所以有极大的争议，其潜在的原因在于国家并不符合传统柏拉图式二元理论中有关“具体对象”或“抽象对象”的定义。[39] “具体对象”指的是那些在时间或空间上有具体位置的对象，但是国家并不完全符合这个定义；尽管国家的领土在空间上具有具体的位置，但是国家并不完全等于它的领土。而“抽象对象”则是在时间或空间上都没有具体位置的对象，可国家却可以在过去的某个时间被创造也可以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被消灭，因此也不符合相关定义。因此有人提出国家属于第三种对象，即“准抽象对象（Quasi-Abstract）”。目前这一理论引起了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文件性（英语：Documentality）领域。文件性是一种存在论理论，旨在探索文件条款的谅解规则对社会现象理解力的影响。准抽象对象（例如国家）是可以通过文件行为来产生，也可以通过文件行为来控制，例如可以通过条约来约束它们或通过终战协议来降服它们。[39]

而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国家的存在有两种看法，即：现实主义和多元主义。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世界是个体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的一部分，国家身份的认同早于其与任何国家建立国际关系之前。而另一方面，多元主义者认为国家不是国际关系的唯一参与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正受到其他国际关系参与者的挑战。[37]

类似“精神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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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家本体的另一种理论就是，国家是一个具有自我存在的“精神实体”[40]或“神秘实体”[40]，这和国家的构件不同。[40]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可能是本理论的最大支持者。[40] 黑格尔对国家的定义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理念”。[40][41]

数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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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主权国家的数量呈现激增趋势。[42] 一些研究表明，由于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存在、更多的经济援助，以及更多地接受自决准则，这都增加了政治单位脱离原属主体并成为国际提下下新主权国家的欲望。[43][44]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莱西那与塔夫茨大学经济学家恩里科·斯波劳雷（Enrico Spolaore）在他们合著的《国家的规模（Size of Nations）》一书中指出，现今国家数量的增加可以部分归功于更和平的世界、更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政治民主化，以及协调国际政治和经济政策的相关国际组织。[45]

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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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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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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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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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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