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中國共產黨台灣大學工學院支部委員會

新民主主義對知識份子的吸引與沈崇案使國府聲望一落千丈

新民主主義對知識份子的吸引，來自於新民主主義的主張是為工農勞苦民眾服務，這樣的社會主義理念，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並未禁止，因此，很多學生都接觸過馬克思，例如:李中志、郭琇琮，甚至是日後成為總統的李登輝還與友人成立了新民主同志會，在《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困境》一書中，引用了邵燕祥的說法解釋了當時知識分子左傾的原因:「像我這樣的年輕學生,主要是從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惡這些道義標準決定去取。師友之間的互相影響他會起作用甚至決定的作用。我相與的盡是傳統所說的好學生，品學兼優的為多。我們當然看不起帶流氓氣的、飛揚跋扈的學生。別處我不清楚，偏偏我們學校裏，少數三青團分子中我們所知道的，就是"泡ｍｉｓｓ"、打群架的一流。基層如此，上層可知。我在１９４７年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前後，認同"軍隊國家化"的同時，認同"黨團退出學校"一說，就緣於這樣的感性基礎。事實證明，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知識份子中，這些口號是得人心的。我之投向共產黨，不能說沒有一定的理性認識的基礎，但肯定夾雜了許多純感性的東西。」，沈崇案間接為中共開闢了第二戰場，來自於學潮學運的影響非常巨大，這種情況在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中也得到相當的印證。

中共中央統一指揮部署，發出《中央關於在各大城市組 織群眾響應北平學生運動的指示》，命令「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滬、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華僑中發動遊行示威」對於沈崇案，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蔣管區人民運動「是第二戰場」，「現在看來，蔣介石是可以打倒的」，而學潮導致國府聲望的殺傷力，潰散了士氣，加速了他的敗亡。仁者945（留言） 2018年1月22日 (一) 08:33 (UTC)

另外知識分子大量的左傾在1947~1949是一種普遍現象，反映在各行各業，證明中共當時民心所向即將執政，這並不代表這些知識份子一定程度的認同共產主義，而是如同邵燕祥這類，對中共的口號認同，當時以反內戰反飢餓的訴求是正義的，可參考《戰後初期臺灣留日學生的左傾言論及其動向》何義麟 2012.6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讓台灣留學生或知識份子感同身受，有些知識分子甚至只是消極的靜靜的在自己的工作岡位上等待改朝換代，第一屆中研院院士在1948年誕生81位，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只剩下10人，其餘的大多留在中國，少數十餘人逃往香港歐美，這點也可看出當時知識分子左傾的幅度，另外教育界的學者被邀請到台灣，如台師大的黃肅秋，也可為當代知識分子的範例，他們主動協助中共在台發展學潮，符應學運的一些理念，除了他的左聯背景，當時的學潮主題也深得這些學者的擁戴。仁者945（留言） 2018年1月23日 (二) 02:44 (U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