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村匡
| 木村匡 木村 匡 | |
|---|---|
| 读音 | きむら ただし |
| 罗马拼音 | Kimura Tadashi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860年3月11日 仙台藩北村大泽（今宫城县石卷市） |
| 逝世 | 1940年2月7日（79岁） |
| 国籍 |  大日本帝国 |
| 语言 | 日语 |
| 母校 | 三菱商业学校 |
| 职业 | 官僚、实业家、银行家 |
| 配偶 | かね[1] |
| 儿女 | 长男：木村愿[1] 长女：木村たか[1] |
| 父母 | 父：木村景直 |
木村匡（日语：木村 匡／きむら ただし Kimura Tadashi */?，1860年3月11日—1940年2月7日），日本仙台藩（今宫城县石卷市）政治人物、教育家、实业家、银行家，有“殖产兴业功劳者”之称[2]:75。木村匡原为教育家，之后在1885年进入官场，1895年渡海来台湾，在总督府任职，并提出数种教育理念，惜与民政局局长后藤新平的观念不合。1901年辞官，转而进入实业界，1926年返日，并在返日后担任多项公职，1940年过世。
生平
[编辑]木村匡在万延元年（1860年）和历二月十九日出生于仙台藩北村大泽（今宫城县石卷市），为仙台藩士木村景直二男[1][3]，其父及其兄弟木村敏、木村刚都是在乡里间有名的教育家[3]。木村匡自幼勤奋苦读，跟随父亲研读孝经，之后帮忙父亲教书[3]。1873年进入宫城师范学校的前身传习学校[3]下等科[4]就读，毕业后，在北村小学校、片平小学校担任教职[3]。1878年入读三菱商业学校[3]，1879年[3]以优异成绩毕业[1][5][6]。及后，枢密院议长滨尾新欲聘雇木村匡，然因其兄木村敏生病[3]，而回到故乡，在师范学校任教[1][5][6]，辞职后前往东都游学[1][5][6]。1885年，在高等商业学校担任教职[1][5][6]，并于同年12月28日进入文部省，在森有礼身边担任文书事务，因此经常纪录森有礼的演讲内容，并认为自己十分了解其教育理念[3]。1889年跟随久保田让赴欧美各国留学[1][5][6]，并在文部省会计局工作[3]，1890年任高等商业学校教授[7]，1896年辞职[8]。
来台
[编辑]1895年，担任总督府秘书官、文书课、经理课长[9]，同时受到第一任台湾民政局长水野遵之邀[3]，因而来台，居于台北大加蚋堡艋舺西门外街[10]:998。之后继续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之下担任秘书官共七年[1][5][6]。1899年跟随民政局长后藤新平、土木技师川上浩二郎一同自基隆出发，前往打狗、凤山、阿猴等地视察[11]，并于同年设立台北私立简易商工学校，1900年创立台湾商工学校、台湾殖民行政学校，大力提倡实业教育，推动设立图书馆、支持建立台湾大学，但与后藤新平的理念不合，因此遭到其反对[3]。1896年，任总务部文书课事务官、财务部经理课事务官[12]，翌年担任总督官房文书课参事官、民政局殖产课事务官[13]，1900年任学务课长，同年11月9日返回故乡养病[3]。后受到同乡前辈荒井泰治的怂恿[6]，于1901辞官[6]，进入三十四银行株式会社担任大阪本店庶务课长[3]。后又担任三十四银行台湾各支店总支配人[5]，1904年基于“统一主义”的观点提出义务教育论，但遭到持地六三郎的强烈反对[3]。此后木村匡自称“台湾教育学政之失败者”，对教育方面的言论变少，转而活跃于实业界[3]。1905年返日担任三十四银行京都支店长以及银行集会所手形交换所委员[1]，1910年3月辞职[10]:998，但1911年因担任台湾商工银行监查役以及台湾贮蓄银行取缔役因而回台，翌年台湾商工银行和台湾贮蓄银行合并后，被选任为头取（董事长）[5][6][14][9][10]:998。因其颇有辩才，故在1915年担任台北中央工会会长[6][3]，任内大力鼓吹台北市自治，因此受到《台湾日日新报》的强烈批评，台北中央工会也在1918年1月正式解散[3]。
1912年木村匡以“内台融合”为宗旨，与李延禧共同发起创立“大正协会”，木村担任会长一职。 《台湾日日新报》曾有报导描述该会创立之缘由[3]：
大正协会之成立，起于时事之要求。顾台湾自归帝国治下，十有星霜矣。其间百废咸兴，庶政备举。而至于内地人与本岛人间，则意思往往疏隔，由疏隔而生误解，由误解而致接触不能圆滑，识者之遗憾也。大正协会之组织，起于内地人间有志者木村匡氏等、及本岛人间有志者李延禧外数氏之发起。经数次慎重会议，去七日夜，又假李氏宅开发起人会议。
协会的正副会长一直以来都是由木村匡和李延禧担任，直至1926年木村匡离台之际，才由小松吉久接任会长[3]。
1916年8月，大正协会评议员在木村匡宅邸中召开会议，决议与诗社瀛社联络举行释奠典礼[3]。1917年1月，木村匡组织崇圣会，由其担任会长。后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生当天举行释奠典礼[15][16]，同时推行文庙复兴，然因经济萧条而导致难以募资，孔庙建设情形也不堪理想[3]。1919年，担任华南银行创立总会检查役[17]。1923年，与李延禧、陈纯精、三好德三郎等人一同受裕仁皇太子接见[2]:75。
此外，木村匡也年担任过故北白川宫殿下宫祠建设委员会委员[18]，台湾文库干事长、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评议员、台北州协议会员、财团法人斋藤报恩会监事等职[3]。
返日
[编辑]因银行经营不善，木村匡于1926年离台，返回日本后先后担任宫城县教育会顾问，北村村长、吉田高等女学校校长、东北特殊钢株式会社取缔役等多项职务[3]，最终于1940年2月7日逝世，享年79岁。2月12日，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吊会[3]。
纪念
[编辑]在河南町（今石卷市的一部分）原有一栋纪念木村匡之建筑“立教堂”。“立教堂”原称“木村匡先生纪念馆立教堂”，是在1929年由北村村民捐资于北村小学校内建立，展览木村匡等人之资料，但之后因资料保存不佳，开始呈现半废弃状态。1998年5月，立教堂曾重新整修开幕，展示地方人物的相关史料，例如木村匡三兄弟、初代宫城县参事远藤温、致力推动乡土教育的斋藤庄次郎等人之资料，但在2003年三陆南地震爆发期间遭震毁，建筑全数倒塌，不久后拆除[3]。
其他
[编辑]1899年，木村匡提出在原住民土地布教的实施办法。其认为可由台北国语学校帮助将要前往原住民土地布教的布教师学习原住民语，另外选人为原住民教授日语，以备日后传道所需。其次，担任原住民布教者应有医学及农业、工艺的素养，并须具备教育经验，以便在平时教导原住民学生，更应由宗教教化改变其出草习俗[19]:258。
思想
[编辑]木村匡在任职于总督府期间推动“实业性教育主义”，在此之后，他又基于统一主义而推动“义务教育论”，并大力鼓吹台北市自治、内台融合、共进会的主催、释奠典礼、文庙复兴、水道敷设运动、赤十字事业扩张、内地人永居台湾等。由此可知，木村匡所推行的运动以及主张的理念均未有连贯性。但在其未有连贯性的行为之下有一贯的理念，即“内地延长主义”以及“文明输入”之观念。木村匡对六三法抱持反对意见，认为要将台湾的教育制度与日本同化，因而主张台湾义务教育论，希望能让台湾的教育制度与日本的教育制度统一。因此，学者经常将木村匡与伊泽修二的教育理念视为同一构想，但相较于伊泽修二，木村匡对于国语教育并未表现出特别的热诚，反而认为对日本而言，台湾的开化是国家应尽的责任，所以无法单单以国语教育的方式教化台湾人[3]。
木村匡之教育观深受欧美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因其认为台湾必须实施欧美式的商业教育，才能使国家变得强盛，同时重视宗教的教化作用以促进在台的日本宗教家在台传教，并将宗教寄托于教育身上，企图以商业为主的教育方式教化台湾人。木村匡认为，为培养将来的“商业国民”，因此向台湾人教授商业知识的同时也要同时传授文明知识，并为此大力兴设图书馆[3]。
参见
[编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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