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战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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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战后时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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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起 | |||||||
国歌:《中华民国国歌》 | |||||||
地位 | 中华民国管辖地区 | ||||||
行政中心 | 台北市(台湾省省会:1945年-1956年;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在地:1949年起) | ||||||
最大城市 | 新北市 | ||||||
官方语言 | 无法律明定,中华民国国语(华语)为事实上的官方语言 | ||||||
常用语言 | 台湾华语 台湾台语 台湾客语 台湾原住民族语 | ||||||
政府 | 单一制民主共和制 | ||||||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及总统(接管台澎起) | |||||||
• 1945年-1949年, 1950年-1975年 | 蒋中正[1](接管台澎起首任) | ||||||
• 1949年-1950年 | 李宗仁(代理) | ||||||
• 1975年-1978年 | 严家淦 | ||||||
• 1978年-1988年 | 蒋经国 | ||||||
• 1988年-2000年 | 李登辉 | ||||||
• 2000年-2008年 | 陈水扁 | ||||||
• 2008年-2016年 | 马英九 | ||||||
• 2016年-2024年 | 蔡英文 | ||||||
• 2024年- | 赖清德(现任) | ||||||
历史 | |||||||
• 中华民国接管台澎 | 1945年10月25日 | ||||||
• 二二八事件 | 1947年2月28日 | ||||||
• 动员戡乱 | 1947年7月4日-1991年5月1日 | ||||||
• 行宪 | 1947年12月25日 | ||||||
•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 | 1949年12月7日 | ||||||
1971年10月25日 | |||||||
• 美丽岛事件 | 1979年12月10日 | ||||||
1991年12月21日(国民大会) 1992年12月19日(立法院) | |||||||
1996年3月23日 | |||||||
货币 | 旧台币(1946年-1949年) 新台币(1949年起) | ||||||
时区 | UTC+8(国家标准时间) | ||||||
日期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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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法 | 民国纪年、西元纪年与农历[2] | ||||||
行驶方位 | 靠右行驶[注 3] | ||||||
电话区号 | +886 [3] | ||||||
ISO 3166码 | T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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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历史、台湾历史年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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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 | |||||||||||
荷治 1624-1662 |
西治1626-1642 | 原住民政权及部落-1933 | |||||||||
明郑时期 1661-16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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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治时期 1683-18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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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 1895-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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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时期 1945 迄今 | |||||||||||
其他台湾系列 | |||||||||||
台湾主题首页 | |||||||||||
台湾战后时期指台湾历史上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迄今由中华民国统治的时期,也称为中华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早期称国民政府时期[4][5][6],其中后者通常指1990年代台湾民主化之前由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将军依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发布的军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号》第一条甲项规定,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以在台日军主官身份,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的代表何应钦,所委派的台湾地区受降主官陈仪将军发布的《署部第一号命令》并签署受领文件[7],自此台湾由中华民国统治迄今。1945年8月15日到10月25日之间,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仍在中国大陆及其它战区处理战后事宜,官派接管台湾的专责人员则需要一段行政流程与等待命令的作业时间,而大日本帝国在台湾驻警、驻军及所有日籍人员则是在1945年9月之后才开始分批被遣回日本本土(日方称引扬归国),这段期间台湾既不属于日方治理且尚未由中华民国接管,此时台湾相当于无政府状态[8][9],但因战事已于1945年8月15日结束,使得这段两个月的空窗期在台湾历史上也被纳入“台湾战后时期”。
沿革
[编辑]战后初期(1945-1949年)
[编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并签署《终战诏书》,在台日军依据同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于1945年8月17日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第一条规定,须向同盟国之代表蒋中正投降。中华民国将领于同年10月25日代表同盟国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台湾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至10月5日在台北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之间有近两个月无政府状态,台日裔人士以原日治时期制度维持至行政长官公署接管后。
中华民国接管台湾后,设立与中国大陆省级行政体制不同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并由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1946年1月12日,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同乡会请愿下,中华民国行政院以“节参字第0一二九七号训令”之规定,单方面宣布“原有我国国籍”之台湾人民于1945年10月25日起恢复中华民国国籍[10]:61[11][12]。1月25日,台湾省筹设各级民意机关,首先办理公民宣誓登记,规定凡属中华民国人民,年满20岁,定居时间达指定条件者,经宣誓登记可享有公民权[13]:37-38。1月30日,中华民国外交部训令驻外单位通知各国政府台湾人恢复中华民国籍[11]。3月,美国《Washington Daily News》以头版标题“Chinese exploit Formosa worse than Japs did(中国人剥削台湾比日本人更严重)”,批评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14]。截自2月15日,全台湾省宣誓登记公民者共239,314,2人,占20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1.8%[15]:21[16]:60[17]。同年,各国政府陆续回应中华民国外交部变更台湾人国籍的要求,其中美国、英国、荷兰、日本政府因为战后的和平条约尚未缔结,故不同意中华民国的要求[11][18][19][12]。
1947年初,因一起缉烟血案,使累积一年多不满国民政府倒行逆施导致民不聊生的庞大民怨至此总爆发,各地发生军民冲突,史称“二二八事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表面上向台湾人士表示即将进行民主化改革,私底下却以台湾人“有组织叛乱行为”、“对于奸党乱徒须以武力消灭”等理由,向中央政府请求增援兵力镇压。数星期后,国军增援兵力抵达台湾分别从基隆港和高雄港登陆开始镇压动乱,后续还有清乡行动,许多与台籍菁英与百姓受到牵连惨遭杀害,或遭逮捕之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处死或就此失踪。香港《青年知识》杂志作者“史坚”于1947年3月16日发行的第20期杂志见证:“...他们(国民政府官员)以“新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用元朝对待南人一样的态度,对待台湾同胞。...1895年日本的“接受”,台湾人所得到的,是殖民地的“法治”,可是1945年中国的管理,台湾人却又得到“无法无天”的统治,他们觉得前者比后者还要好...”[14]。来自中国大陆记者王思翔在《台湾2月革命记》报导:“配合着公开的大屠杀,还有掩耳盗铃式的恐怖手段‧‧‧一经逮捕,多不加询问,立即处死‧‧‧每夜间均有满叠尸体的卡车数辆,来往于台北-淡水或基隆间。至3月底,我在基隆候船10天,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从海中漂上岸来的尸体,有的尸亲围坐而哭,有的无人认敛,任其腐烂。‧‧‧军警、警察、特务以及以征服者自居的外省人等,都可以随时随地捕人,公开绑架,甚至可以在办公室内随意捉人‧‧‧。”而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编印的二二八暴动事件报告中,将事因归咎于“日本奴化教育之遗毒”[14]。王白渊发表评论质疑:“中国受满清奴化三百年之久,现在女人还穿着旗袍,何以满清倒台后,汉人能可当权呢?”表示日本奴化教育之说乃是为欺压所编造的借口”[14]。此事件揭开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高压的序幕。[原创研究?]
二二八事件后,国民政府调整台湾省地方政治制度,废除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设台湾省政府,由文人出身的魏道明任首届省主席。1948年接获第一笔美援后,随即拨付款项重建台糖、台铁、台电。[来源请求]
1949年(民国38年),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改革币制(旧台币以四万比一的比率兑换新台币),并于同年5月20日实行长达38年之久的《台湾省戒严令》。同年,国共内战局势大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得中华民国政府于同年12月7日迁至台湾。此时中华民国仅统治台湾地区(台澎金马),失去中国大陆的统治权。
两蒋及台湾戒严时期(1949-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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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宣示共产中国是苏联坚定的盟友(包括在战时),也是全球共产革命的支持者;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欧立夫(William M. Olive)被抓,死在狱中,华府立即召回司徒雷登,准备关闭使领馆[20]:530。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反对援助蒋[20]:535。蒋命叶公超任外交部长,并在多个重要职位安插受美国政府重视者[20]:548。蒋向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提议组建远东“联盟”,包括台湾、泰国、印尼、韩国、日本和中南半岛,这是东南亚公约组织雏形,美国反对,韩国总统李承晚支持[20]:531-532。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起在台湾透过戒严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法令,配合党、政府、军队、特务的结合掌控,持续政治与社会上的高压控制,巩固一党独大体制,许多人无故被指为“匪谍”而遭到没收财产、监禁、处决,造成许多冤死与冤狱,称为台湾白色恐怖。在此之前,国民党在统治中国大陆时为打击和消灭中共势力亦曾在国统区内采取这种严厉措施,这种现象被统称为白色恐怖。1949年6月来台后,蒋提出“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或者“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21]。此外蒋积极在东南沿海发动武装小突击,如福建湄州岛、南日岛、东山岛战役[21]。蒋父子深信最优先是巩固政府权力,蒋授权予蒋经国掌管内部安全、情报和准军事组织;1949年,蒋经国在高雄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统筹由中国大陆迁台之情报和秘密警察机关;当年,安全机关侦讯约1万名台湾人,又监视包括陈诚、孙立人在内所有到台高级将领[20]:528。
国共内战结束时,日本人拥有台湾2/3土地,美方支持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助陈诚开展土地改革,把接收之大部分土地低价卖给台湾贫农;同时实施“三七五减租”(即降低土地佃租至37.5%),初步改革使国民党获得台湾农民支持[20]:530。土地改革使1950年春季丰收,米价下降[20]:552。
1950年起(民国39年),台湾实行地方自治,省、直辖市议会议员及县、市以下行政首长与民意代表由公民直选产生。1月5日,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蒋写道:此沉重打击犹如1945年“俄国之侵华”[20]:540。艾奇逊表明不会援蒋[20]:544。蒋不满英国人,认为其目标是“扼杀亚洲人之精神与灵魂”;蒋认为美副国务卿艾奇逊的祖先一定是英国人,因此其预备出卖美国利益[20]:545。朝鲜战争爆发后,蒋认为由于杜鲁门设下限制,空军不能轰炸对岸,金门将难守,故签发“准备撤退令”[20]:558。后来蒋坚决拒斥撤出外岛[20]:574。各学校和民间组织都有国民党的小组,政府管控大型工商业,但蒋无意改变人类社会或世界,而是确保政权稳定和建立繁荣的华人社会[20]:563-564。蒋不满杜鲁门决定将台湾和中国大陆合法分治[20]:557。叶公超建议蒋派出国军到朝鲜参战,为华府拒绝[20]:557-558。7月,蒋欢迎麦克阿瑟访问台北[20]:559。麦声明支持蒋,并派喷射战斗机赴台[20]:559-560。上半年,又破获300件匪谍案,涉案逾3,000人;秘密警察在各政府机关、军队和企业发展秘密特务;据王昇称,期间被逮捕者有15%被枪决[20]:542。
1951年1月,麦克阿瑟警告华府朝鲜半岛已经守不住,但艾奇逊认为其危言耸听;1951年初,美国于联合国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但同时建议联合国成立调停小组与北京继续协商解决,蒋对此大为光火[20]:570。4月5日,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马丁宣读麦克阿瑟信件,提出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场,杜鲁门愤怒下令解除麦克阿瑟职务,蒋认为“美国政府可悲的愚蠢”[20]:571。美国主持召开对日和约谈判,华府既不邀请台北,也不邀请北京,蒋认为抗日八年300万军民牺牲,蒙羞含愤;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对台湾权利,未提及台湾地位,蒋怀疑杜鲁门政府将台湾地位问题作为朝鲜停战谈判之筹码[20]:572。后来缔结台北和约,蒋认为台湾“不可无日、美共同合作”,担心日本首相吉田茂预算未来承认北京,因此放弃要求日本赔偿战争损失,并对签署和约让步[20]:574。最重要的资讯来自于非秘密开放来源情报服务翻译电台,安全局拦截电台、电话资讯,以及空军侦查沿海防务;中央情报局和情报人员未能渗透到中共高层[20]:576。李弥5万人马,用2千人两度反攻云南[20]:577。
杜鲁门政府同意在1952年给予台湾援助,但当美国开始与日本、菲律宾、新西兰和澳洲谈判安全条约时,蒋对美国大失所望[20]:573。
艾森豪称要废除雅尔塔协定、终结朝鲜战争、打开铁幕,放手让蒋对付“赤色中国”,蒋希望其当选[20]:579。1953年艾森豪胜选后,要求蒋承诺反攻前要与美协商,延续杜鲁门“围堵、不解放”政策,和双轨政策——防卫台湾和保持美国最终与中国大陆修好之可能,实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20]:581。艾森豪透过印度总理尼赫鲁和蒋向毛泽东传达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否则“毅然决然地放宽武器的使用”[20]:581-582。6月22日,蒋接李承晚信,阐述“美国如何出卖韩国”,蒋“不寒而栗”[20]:583。联军总部俘虏之14,000名志愿军战俘决定投奔台湾[20]:585。杜勒斯要求蒋撤出该部,蒋“严令接济李部,空运加紧,以鼓其士气”[20]:591。11月,艾森豪政府支持国军进击沿岸土地和通航[20]:588。美国记者报道称,岛上所有族群都认为政治十分清明[20]:611。而吴国桢、孙立人向美国外交官抱怨逮捕大多是滥权,蒋经国手下逮捕孙立人部属[20]:542-543。蒋拔擢孙为上将,翌年任孙再任陆军总司令[20]:586。
1954年九三炮战发生时,国军轰炸厦门港口及周边设施,9月12日曾深入80公里攻击目标,突击队也进攻沿海[20]:597。毛泽东高调宣传“解放台湾”,9月3日解放军炮击金马,美国第七舰队及大西洋海军赴太平洋[20]:595-596。艾森豪和杜勒斯开始认为毛泽东决心占领金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大部分首长除李奇微外,都建议与蒋联手空袭,并遣军入外岛[20]:597。11月,北京重判13名朝鲜战争期间在中国领空击落的美军战俘,激发美国反共浪潮[20]:599。蒋吴不和,吴国桢拿到护照赴美国,使宋美龄很担忧,蓝钦夫人暗示吴国桢事乃因由[20]:588。
1950年代起,《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长期称“反攻无望”,雷震在胡适支持下筹设“中国民主党”,陈诚默许,但蒋以叛乱罪名逮捕雷震[20]:635。为时短暂,蒋首次允许对政治压迫的公开批评,胡适谴责对雷震“罗织罪名”[20]:636。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初期,主张反攻大陆,但缺乏美国的支持,两岸间仅有一些小规模战役发生,1955年后,确立现今两岸的统治范围。1955年初,毛泽东进攻浙江一江山岛和大陈列岛,由于大陈距台湾太远,美国与蒋决定将军民撤出大陈[20]:599。艾森豪声明可能为保卫金马而与中共核战,赫鲁晓夫同意帮毛泽东建核武器,《人民日报》提出“和平解放”政策[20]:602-603。艾森豪希望蒋放弃金马,换取美国帮助国军封锁东南沿海,蒋拒绝并认为是英国人的阴谋[20]:604-605。
1957年,美国驻军士官雷诺枪杀刘自然,美国使馆被砸,蒋致歉[20]:615。蒋指示成立中兴计划作业室,筹备正面反攻,继而又制定黄龙计划,筹备敌后反攻;蒋认为反攻时如美国掣肘,则不惜与美决裂[21]。
1958年,蒋认定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已濒于失败,必须积极备战,于是下令制定“武汉计划”,组训空降游击部队,支援缅北的柳元麟部队,期在西南边区建立第一反攻基地[21]。10月,杜勒斯到台北,连续两日希望蒋放弃反攻,蒋极生气但保持冷静,通过叶公超表示,宁可放弃国际和联合国席位,也要保留中国大陆同胞对蒋之信心[20]:624-626。杜勒斯担心爆发核战,于是在与蒋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让蒋承诺“不使用武力收复大陆”[22][20]:626-627。《纽约时报》认为台湾的贪腐已大体根除[20]:612。
1960年,雷震等人士筹组中国民主党,但很快就被政府镇压。11月,缅北之役爆发,孟歇、江拉失守,国军撤退到老挝,并且美国强力施压,武汉计划遂难以为继[21]。
1961年,鲁斯克致函蒋,着国军全部退出缅甸[20]:638。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彭明敏与其学生谢聪敏和魏廷朝于1964年共同起草《台湾自救运动宣言》,主张“遵循民主常轨,由普选产生国家元首”、“重新制定宪法,保障基本人权,成立向国会负责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三人随即遭逮捕、以“叛乱罪嫌”起诉、并判处有期徒刑。
在国民党政府解除戒严之前,台湾党外运动团体一直透过私下发行的政论杂志,要求全面落实民主政治与言论自由。1975年蒋中正逝世,由副总统严家淦接任,蒋经国续任行政院院长。1978年由蒋经国出任总统及国民党主席来接掌政权。1979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
1979年12月在高雄市所发生的美丽岛事件,是对20世纪后期台湾民主化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民主抗争事件,随之而来的对被逮捕相关人士的军事审判更是引起广泛注目。1984年发生的江南案,政府形象大损,并且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随后蒋经国于1985年表示下届总统不会再由蒋家人担任。江南案成为促使台湾于1987年解严的关键事件之一。而在台湾7月15日解严前四个月才发生于小金门的三七事件 (东岗惨案) 则成为台湾戒严与动员戡乱时期最后一椿重大人权侵害案件[23]。
1986年9月28日,政府迁台后第一个在野党民主进步党成立,此时台湾尚未解严。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总统发布《台湾地区解严令》,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告终,正式向民主化的进程过渡。
从1949年到1987年戒严结束,官方统计“白色恐怖”被捕人数29,407人(谢聪敏称有立法委员说有6-7万人[20]:755)[20]:587。
李登辉政府(1988年-2000年)
[编辑]随着蒋经国在1988年1月去世,蒋家父子两代的统治也随之结束,开始朝向民主政治发展。1988年,副总统李登辉依宪法继任总统,但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内的外省人势力仍然庞大,宋美龄企图阻止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但未成功,李登辉于1988年7月接任国民党主席,全面接掌党政军大权。1990年,李登辉当选最后一任由国民大会代表选出的总统,同年1991年5月1日,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代表着中华民国政府不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统治中国大陆的合法性。李登辉任内推动民主化与台湾本土化政策,陆续推动六次修宪,1947年在中国大陆选出而一直未改选的国民大会代表,俗称万年国会,在1991年12月31日全部退职。万年国会在1993年1月31日立法院首次全面改选后才正式结果。
两岸关系在1980年代缓和之后,因1989年的六四事件而大受冲击,1990年发生了闽平渔事件,1994年千岛湖事件之后又趋恶化。1995年,李登辉伉俪访问美国,是首位中华民国总统正式访问美国;1996年3月,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举行首次总统及副总统直选,国民党的李登辉及连战当选,成为中华民国首位民选总统及民选副总统,李登辉也是台湾首位民选领导人。中国大陆对李登辉访美及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大表不满,因而在台湾近海试射导弹及进行军事演习,美国为此两度派出航空母舰战斗群巡弋台湾海峡。1999年,李登辉接受德国记者专访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即“特殊两国论”,简称“两国论”,主要由蔡英文起草[存在争议])。
陈水扁政府(2000年-2008年)
[编辑]2000年3月18日的总统选举,执政的国民党分裂,宋楚瑜“新台湾人服务团队(后组成亲民党)”分散了国民党支持者的票源,最终由民进党提名的陈水扁及吕秀莲以2.5%的胜差比例当选中华民国第10任总统、副总统,中华民国行宪后首次政党轮替,民进党首次执政,终结国民党统治台湾55年,国民党首次成为在野党,但立法院仍由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为多数。
陈水扁上任后曾发表四不一没有。2002年8月,陈水扁任内公开表示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是一边一国,引发台湾各界、中国大陆及美国的不少争议。
2003年底,订立公民投票法,2004年首次举行。
2004年总统选举,陈水扁及吕秀莲在总统大选前一天遭到枪击受伤,陈吕二人仅以两万五千多票胜差当选连任。泛蓝阵营以三一九枪击案等事件,对其当选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发动激烈抗争。
2005年,任务型国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立法委员选举改采单一选区两票制,这有利于两党制的形成[24]。国民大会同年正式废除,此后修宪须经立法院同意和公民投票复决。此次修宪亦是近年最后一次修宪。
2006年2月27日,陈水扁终止《国统纲领》。2006年9月9日,民进党政府爆发多起弊案(高捷案等),已退党多年的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运动,但此运动因各种因素,在执政民进党“挺扁”及于同年结束。
2007年,兴建逾6年的连接台北至高雄左营的台湾高铁通车,为台湾南北提供两小时生活圈,往返台北和高雄只需两小时。
2007年7月19日,陈水扁总统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致函,正式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遭退件。
马英九政府(2008年-2016年)
[编辑]2008年1月12日,2008年立法委员选举完成投票,立法院从这届开始总席次改为113席,其中国民党获得81席、民进党获得27席、无党团结联盟获得3席、亲民党1席、无党籍获得1席。而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国民党提名的马英九当选中华民国第12任总统,使得国民党重新获得执政权,也达成第二次政党轮替[25]。国民党在立法院是绝对多数,同时掌握行政及立法的“完全执政”局面。
2012年1月14日,2012年立委选举完成投票,113席中,国民党获得64席、民进党获得40席、台湾团结联盟获得3席、亲民党3席、无党籍获得1席。而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国民党的马英九成功连任中华民国第13任总统。
2014年3月18日,发生太阳花学运,学生及社会运动分子占领立法院议场,要求取消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结果被实际搁置。2014年九合一选举,执政的国民党大败,民进党取得13个县市的执政权。
2015年11月,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注 4],为两岸最高领导人66年来首次会面。
蔡英文政府(2016年-2024年)
[编辑]2016年1月16日,2016年立委选举完成投票,民进党获得68席、国民党获得35席、时代力量获得5席、亲民党获得3席、无党团结联盟获得1席、无党籍获得1席。而在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中,民进党提名的蔡英文当选第14任中华民国总统,成为中华民国首位女性国家元首,也是台湾首位女性领导人,也使得民进党重新取得执政权,缔造中华民国第三次政党轮替。民进党并因首次在立法院过半,首次同时掌握行政及立法的“完全执政”局面。
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执政的民进党大败,国民党取得15个县市的执政权。
2020年1月11日,2020年立委选举完成投票,民进党获得61席、国民党获得38席、台湾民众党获得5席、时代力量获得3席、台湾基进获得1席、无党籍获得5席。而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民进党的蔡英文成功连任,以817万票当选第15任中华民国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最多得票的总统,使得民进党继续取得执政权,并且持续在立法院过半。
2022年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出访亚洲期间到访台湾,与蔡英文总统等台湾政治领袖会晤,台美关系踏上新台阶[27][28]。
赖清德政府(2024年-)
[编辑]两岸关系与国际地位之变化
[编辑]1943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开罗宣言》发表,其中表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包括台湾、澎湖群岛要归还中华民国,并于1945年所发表之《波茨坦公告》重申必将实施《开罗宣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命令在台日军向同盟国之代表者蒋介石将军投降,日本第十方面军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向蒋介石将军委派的陈仪将军投降,国民政府开始接管台湾。1951年,日本正式签署《旧金山和约》,但因国共内战中国情势不明,和约仅声明放弃台湾、澎湖的一切权利,未注明台湾主权归属。在1952年的《台北和约》第二条中,日本依据《旧金山和约》,重申业已放弃对台湾、澎湖、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之主权。1972年日本与中华民国断交,并宣布台北和约失效,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关于台湾的政治地位,或走向两岸统一,亦或是持续相互独立状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宣称:“无论从历史、政治还是国际法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并在统一无望以及某些其他前提下,不放弃以武力解决。”而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人士则认为:由美国、日本等国家所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并未明白指出台湾的主权归属,而且台湾的未来走向应由全体台湾人民自主决定,不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和政权)以武力威胁。
2005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将“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化。台湾人民对此事感到不满,在3月26日号召数十万人走上台北街头,以表示强烈的不满与抗议[29]。2005年4月26日起,国民党、亲民党与新党前后访问中国大陆,引发两岸政党交流的热潮,两岸紧张的情势有所缓解,但两岸关系仍充满不确定性。
在修宪与总统直选后的民主巩固时代,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快步上升、且通常稳定地高于支持统一的比例,但无论统独,都远低于支持维持现状。2010年12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所作的民意调查,高达87.3%的绝大部分台湾民众认为应该维持现状(广义):尽快宣布独立:6.4%;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17.6%;永远维持现状:28.4%;维持现状,看情形再决定独立或统一:34.2%;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统一:7.1%;尽快统一:1.2%;不知道/无意见:5.2%。[30]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直到1970年代,都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合法代表,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逐渐增加。1954年,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到1971年,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称“即刻将蒋介石的代表,非法占据联合国及其一切所属机构中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此后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滑落;1979年,与美国断交,更是对中华民国的外交处境造成严重冲击。
中美关系持续升温/ 台美关系友好
[编辑]2018年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31]2019年5月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法案与“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32][33]2019年6月6日,台湾相应美国在台协会的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CCNAA)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TCUSA),被视为台美关系的重大进展与突破。[34][35][36]2020年1月11日总统选举,蔡英文胜选连任后,获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表达祝贺,以“蔡总统”(President Tsai)称呼,赞扬台湾再次展现民主力量。[37][38]2020年2月2日,中华民国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前往美国,出席该年度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办的“国家祈祷早餐会”(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被视为是自1979年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以来,台湾访问华府的最高层级官员。[39][40][41]2021年1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美台交往限制。[42]2021年3月18日,美国国防部 《国防部新闻》文中指“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Taiwan was never part of China) [43] [44]
台湾领土主权地位探讨
[编辑]-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由中国、英国、美国在埃及开罗举行开罗会议,会后公布开罗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归还一切侵占的土地,要求“台湾及澎湖必须归还(shall be restored to)中华民国”,波茨坦公告第8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shall be carried out)”;“日本降伏文书”规定“兹接受(accept)……波茨坦……公告所列举之条款”。但美国在其出版的《美国条约暨其他国际协定增补索引(1776-1949)》中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归类在“无法律效力”的类别[45]。英国、美国亦表明开罗宣言只是意向声明(statement of intention),无法处分领土、从未正式执行[46][47]。日本则表示《降伏文书》具有停战协定的性质,但不具有处分领土的性质[48]。
- 美国方面,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原先采纳国务院的意见,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台湾不干涉声明”(“袖手旁观”政策),表达拒绝防卫台湾、不介入国共战争的立场。当时国务卿艾奇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管理台湾已达四年[注 5]之久,美国或其他任何盟国对于该项权力及该项占领,从未发生疑问。当台湾改为中国一省时,没有一个人发出法律上的疑问,因为人们认为那是合法的。现在若干人认为情形改变了,他们认为现在控制中国大陆的那个势力,对我们是不友好的,而那个势力,不久将获得其他若干国家的承认。因此他们就主张:‘好,我们等待一个条约吧。’”[49]。
-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依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于1945年8月17日发布的军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号》第1条a项规定,台湾与越南北部的日军须向盟军将领蒋介石将军投降,于同年10月25日代表盟军军事占领台湾。且麦克阿瑟将军在1951年5月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亦作证同盟国将台湾之托管统治交由中华民国负责[50]。
- 中华民国与日本于1952年4月28日在台北另行签订一份和约,和约中第二条规定:兹承认依照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市签订之对日本和平条约,日本业已放弃台湾、澎湖群岛之一切权利、权限和请求权,1952年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叶公超向立法院解释这个条款时表示,旧金山和约“并未规定把这些岛屿归还给中华民国,有立法委员问:“台湾和澎湖群岛的地位是什么?”叶公超回答说:“事实上,这两个地方正由我们控制.然而微妙的国际形势使得它们不属于我们.在现行情况下,日本没有权利把台湾和澎湖群岛转移给我们,即使日本有意如此,我们也不能接受。”[14]。
-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为了坚守西太平洋的反共防线,美国政府一改先前的消极态度—杜鲁门于两天后发表“朝鲜战争声明”(Korean War Statement),除了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派遣第七舰队协防臺海外,同时表示:“福尔摩沙若遭共产势力占领,将会对太平洋区域及美国于此区之维和势力造成直接威胁,福尔摩沙未来的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恢复,以及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成立,或经过联合国讨论后,再作决定。”此即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起源[51]。
经济成长
[编辑]中央政府迁台后,首先发展农业,实行了耕者有其田、三七五减租和公地放领等土地改革政策[52]。之后政府奉行“以农养工”的政策,在1950年代时期,政府实行进口替代的政策,将农业所得支援工业部门,以农产品出口来换取外汇以进口工业机器,发展民生工业。并提高关税,管制外汇,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土产业。到1960年代,台湾的进口替代产业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问题,同时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工厂面临工资上涨等因素,因此纷纷搬迁到一些具工业基础又劳工成本低廉的地区,台湾的经济政策遂改为出口扩张。1960年(民国四十九年),政府通过《奖励投资条例》,积极争取外商在台投资;1966年(民国五十五年),政府成立高雄出口加工区,这是亚洲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以扩大加工生产。台湾以加工中继站的角色,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一环。1963年(民国五十二年),工业占台湾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农业。此后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为止,台湾长期保持年均两位数以上的经济成长率。1971年(民国六十年),台湾对外贸易出现顺差,从此台湾长期维持贸易出的局面。
1970年代初,因外交受挫、石油危机与基础公共设施不足等影响下,民间投资意愿降低,经济成长受到冲击。政府因此调整经济政策,改采“第二次进口替代”,推出十大建设等一系列大型公共投资计划,国内投资环境因此大幅改善,也有效提振了就业,景气强劲复苏。经济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台湾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并列为亚洲四小龙。1980年代后期,台湾面临土地价格上涨、环保意识抬头、治安形势恶化[注 6]、劳工意识勃兴等一系列不利于投资的因素。政府于是再次推动经济转型。1980年(民国六十九年),政府成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大力鼓励内外厂商投资集成电路、电脑等高科技产业,希望以耗能少、污染低(实际上并非如此)、附加值高之技术密集型科技产业取代传统产业。而后台湾经济日渐自由化及国际化,并于2001年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后,台湾市场持续开放,大量外来产品冲击台湾产业,以农产品和民生工业为甚。同时为降低生产成本,大量企业外移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造成产业空洞化的现象。经济自由化也造成国内金融业竞争激烈,引发潜在金融风险等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政府先后有不同的措施,在李登辉时期以将台湾建设为亚太营运中心为目标。其后如何提升自身生产力,经济更趋多元化与提高科学研发能力,让企业根留台湾,均是台湾经济要面临的课题。
台湾所得分配不均的现象在1970年代改善后,根据基尼系数,在1980年至2001年、2004年以后这两段期间又开始恶化。[53]实质平均薪资自2000年代开始倒退,2010年代已倒退回1990年代后期的水准。[54][55]
社会变迁
[编辑]伴随经济发展,台湾由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生活方式出现重大转变。在1970年代,台湾省主席谢东闵提倡“客厅即工场”,成为一道奇观。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各都会人口激增,形成了大台北地区等都会圈。随着人口的流动,家庭结构也随之变化,小家庭结构成为社会的绝对主流,从而使老人安养与幼儿托教成为社会问题。随着家庭计划之推广与医疗条件改善,台湾人之平均寿命不断延长,人口成长已由高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1951年(民国四十年),台湾男性平均寿命为53岁,女性为57岁。2004年(民国九十三年),男性平均寿命增加为73.6岁,女性增加为79.4岁。1981年(民国七十年),全年台湾新生人口数量为四十一万四千人,每一妇女平均生育2.46个子女。到2004年(民国九十三年),全年台湾新生人口数量下降到廿万六千人,每一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仅1.18人。台湾已经成为高龄化、少子化社会。[原创研究?]
解严前,随着国民党实行的一党专政与威权统治,台湾人的结社、游行、言论、出版、新闻自由都没有保障,加上片面重视经济效益,底层人民权益却横遭剥夺,维权意识与社会发展皆不健全。1970年代后,伴随着教育普及与中产阶级兴起,自主意识开始抬头。1980年(民国六十九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标志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兴起。1980年代,随着民主运动的蓬勃展开,街头抗争也成为台湾社会的常见现象。著名的如五一九绿色运动、三月学运、鹿港居民反杜邦设厂事件、五二〇农运、无壳蜗牛运动等。各个少数组群亦注意维护自己的权益,如台湾原住民族权力促进会发起之“还我姓名”“还我土地”等诉求;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成功实现开放赴大陆探亲之政治诉求;客家权益促进会发起之“还我母语”运动等。性别平等亦获得社会的重视,在立法院已有女性保障名额,女性地位显著提升。同志团体亦时有游行示威要求同志人权。立法院陆续通过劳基法等法令,劳工地位得到保障。1995年(民国八十四年),全民健保正式实施。福利制度的完善已初见端倪。近年来,大量中国大陆、东南亚及其他国家的人民透过婚姻关系或其他因素而移民台湾,形成了新住民族群,亦可能产生了一些社会适应问题。[原创研究?]
由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
[编辑]政府迁台早期,大力推行去日本化,强力推行国语教育,命名街道名称(日本人多只有町名少有街道名称),试图强化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和对领袖的崇拜[原创研究?]。同时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间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之对抗,文化样貌呈现中国化、反共、一元的文化特质,只有日本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渗入台湾[原创研究?]。而在1970年代后,伴随着经济的起飞,本土文化日渐兴起,外国思想涌入台湾,台湾的文化趋向多元。如今,台湾文化融中华、原住民、日本和美欧等各种要素于一身,成为文化多样共存的一个样本。
教育
[编辑]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之初,致力消除日本殖民教育的痕迹与影响,打压本省人与在地南岛语群后裔,推动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教育政策。中央政府迁台后,颁布《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和一系列法令,在日常教学中大力灌输反共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并推行发禁等规范学生日常行为的措施。1968年,政府开始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该计划对台湾的社会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伴随着更多人进入国民中学接受教育,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有效提升。解严之后,教育政策日益宽松,校园风气日益自由及自主,教科书由过去之一纲一本变为一纲多本,各县市可自立高中,入学管道多元化,九年一贯亦开始推行。在教学内容上,加强乡土教育之教学比例与在地语言之教学,课堂上开始出现闽南语、客家话及台湾南岛语言教育。但由于九年一贯之纲要文句太含糊,内容乃分阶段而非分学年或学期,肇使各版学科教科书内容差异大(特别是社会科),因此近数年来有部分县市要求恢复一纲一本,或透过各种名目,实行实际上之县市内一纲一本。[原创研究?]
许庆雄认为国民政府执政时期,表面上施行反日、仇日的党国教育,其目的是切断台湾人对过去日治时期的想念或情感,畏惧台湾人拿日本和中华民国政府作比较,同时也把受日本教育的知识分子排除在政经核心之外,这些都是为了外来政权独裁统治的方便性作考量。顾忠华认为过去长期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加在历史上的教育,对于日治时期不清楚,在国民党那一套中国民族主义下,文化产生断层,认知产生缺陷、不够完整的现象,书念得愈好的人,仇日的状况似乎愈严重[56]。
1990年代以来一连串的教育改革措施,不论是法令、师资、课程、教学、教科书、财政等方面,均有重大的变革,2002年废除大学联考后,开始实施大学入学指定科目考试测验,堪称台湾教育史上变动最剧烈的阶段。同时,教育部推动十二年国教也成为了教育界的焦点[57]。
文学
[编辑]在中央政府迁台[锚点失效]初期,政府大力推行反共、怀乡文学,著名反共文学作家有王蓝(代表作《蓝与黑》)、姜贵(代表作《旋风》)和司马中原(代表作《狂风沙》)。同时,西方现代文学也是当时台湾文坛重要力量,以白先勇、王文兴为其代表,而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则有《台北人》、《家变》等。1960年代中后期起,一些本土作家以《台湾文艺》、《笠诗刊》为阵地,重拾乡土素材,关注农民与劳工等底层阶级命运,作品隐含批判精神,终于在1977年(民国六十六年)引发乡土文学论战。解严后,文学种类更多。近年随着互联网兴起,网络文学蔚然成风。[原创研究?]
美术、戏剧与音乐
[编辑]1950年代,台湾画坛主流以中国大陆来台水墨画家与日治时期本土西画家为主,绘画技巧传统。1960年代起,新生代画家引入西方抽象画等风格,美术风格走向西化。1970年代乡土意识抬头后,绘画题材再趋本土化。解严后美术自由,风格前卫多元。二战后,一方面政府在台湾大力扶持国剧(京剧)等大陆剧种;另一方面歌仔戏、布袋戏等本土剧种仍是大众重要娱乐。电视之出现,布袋戏、歌仔戏开始讲求声光效果,重获人们重视。而国剧与国语话剧则有所创新,常以小剧场等方式表演,舞台剧表演成为台湾最具活力的艺术活动之一。战后初期,台语歌曲一度流行,后来官方钳制。政治力延伸音乐界,创作大量反共爱国歌曲。国语流行歌曲和美国音乐由香港传入,在民间风行一时。1970年代,知识青年疾呼“唱自己的歌”,校园民歌因此风行。近年台湾成为世界华语乐坛中心,周杰伦、张惠妹、五月天等歌手红遍两岸三地,成为乐坛重要力量。[原创研究?]
电影
[编辑]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开始,台湾电影在官营制片厂经营下,摄制大量国语剧情片,不少有反共色彩。同时台语片悄然兴起,受到本省人的好评,多以民间故事等为题材,乃至有厦语片的发挥。1960年代,健康写实电影成为电影界主流,代表作有《蚵女》、《养鸭人家》等。同时,香港邵氏兄弟制作电影也在台湾广受欢迎,也影响到台湾本地电影制作,爱情片、武侠片和功夫片成为一时主流。1970年代,随着外交困境,中影制作大量爱国宣影片,如《梅花》、《汪洋中的一条船》、《823炮战》等。1980年代起,《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爱情万岁》等影片开始了“台湾新电影”风潮。解严后,后新浪潮电影兴起,侯孝贤、李安、蔡明亮以及杨德昌成为这一时期代表导演。同时,由于后新浪潮电影之表现手法大众多难理解,加以外国电影配额废除后,美国好莱坞电影大举进入台湾,国片之环境及市场日渐萎缩。近年,国片又有复苏迹象。另《海角七号》《翻滚吧!阿信》《艋舺》《志气》于各大电影院创下票房佳绩。[原创研究?]
电视与其他媒体
[编辑]1962年,台湾电视公司成立,是台湾第一家电视台。不久中国电视公司和中华电视公司开播,台湾电视业进入老三台时代。三台都由政府机构与国民党掌控,在娱乐大众同时也扮演政府宣导工具。1969年(民国五十八年),中视播出《晶晶》,为台湾首部连续剧。同时杨丽花、叶青、杨怀民歌仔戏也纷纷登上萤幕。1993年,政府开放成立有线电视台,随后在1997年又开放了首家民营无线电视台民视。为普及多元文化与尊重弱势群体,又陆续开播公视、客家电视台与原住民族电视台。随着党政军退出媒体运动的发展,政治力量对电视产业不再直接控制。[原创研究?]
解严前,《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两份报纸影响台湾至大;1980年代后,《自由时报》兴起,成为第三大报。近年《苹果日报》快速发展,报业再演变为四大报。广播事业亦有发展,除了中广等传统广播业者外,飞碟电台、KISS Radio等亦成为重要广播电台。近年网络文化因互联网迅速兴起,在台湾文化中亦日见重要,例如批踢踢、Dcard等网络论坛成为台湾年轻族群获取资讯的重要管道。[原创研究?]
注释
[编辑]- ^ 《中华民国国旗歌》平时在升中华民国国旗时演奏,而在以中华台北等称呼于国际运动场合演奏时,则常常代替《中华民国国歌》使用。
- ^ 民国纪年的正式写法应将中华民国国号完整写出,仅写“民国”系属简写写法。
- ^ 城际铁路列车靠左行驶。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执政,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只是礼仪性的“虚位元首”。[26]
- ^ 1945年至1949年
- ^ 实际上在1940年代后期即有恶化现象,1970年代犯罪开始趋于多样化,如五股箱尸案等。所谓1980年代治安之恶化,实际上仅是之前治安形式恶化之延伸而已,其表征有银行抢案之出现(李师科案)、绑票率上升及知识型犯罪率攀升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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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陶涵.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 台北: 时报文化.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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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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