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庫門
石庫門里弄建築營造技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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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 |
申報地區或單位 | 上海市黃浦區 |
分類 | 傳統技藝 |
序號 | 1190 |
編號項目 | Ⅷ-210 |
登錄 | 2010年 |
石庫門(上海話拼音:zaq⁸ khu¹ men⁶,發音:[zᴀʔ¹¹ kʰu¹¹ mən²⁴][1])是一種上海獨特的建築風格,也是近現代上海民居的主要形式。其是從傳統的江南民居建築式樣和英國傳統排屋建築式樣融合演變出來,故而是一種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石庫門是里弄式住宅的一種,共分為新老兩種形式,而老式石庫門還有早後期之區別。同時石庫門里弄也有別於上海的其他里弄形式,例如同時期的廣式里弄和之後的新式里弄,是上海開埠後租界時期的獨特產物。
詞源
[編輯]上海話中對包套的東西的稱呼是「箍」。而石庫門建築的門便是由石材所制的,即由石材「箍」住的門,故而是「石箍門」。而在之後的流傳中,石箍門就漸漸演變為了石庫門了[2]。
地理分佈
[編輯]石庫門里弄住宅多分布在原上海公共租界(即今上海黃浦區、靜安區中北部、虹口區南部和楊浦區南部等)、上海老城廂(即原上海南市區)和原上海法租界(即今上海徐匯區、原盧灣區、靜安區南部)。同時,從上海發源的石庫門建築也在20世紀前半葉在中國其它地區出現,例如漢口的英租界、法租界和德租界等地。漢口江灘等地至今仍舊保存了一些石庫門建築。
歷史
[編輯]起源
[編輯]1843年,上海開埠後,上海租界開始吸引來自周邊大量勞動力。加上1853年小刀會起義以及太平天國戰亂,一大批來自江浙皖的民眾開始湧進租界內,1853年英租界的華人從五百多人猛增到兩萬多人。面對這樣突發的住房需求上漲,外商抓住機會,大量開發房地產以供華人居住。這些住宅均為木板房。成本十分低廉,施工又方便及快捷,迅速風靡了起來[3]。在布局上,該類住宅採用聯排式,並以某某「里」命名,是上海里弄的開端。從1853年後的10個月間,這種木板排屋就達到了800多幢[3]。
1869年後,因此類木板住宅有火災隱患,故而被租界當局取締。但此時上海的房地產業已經十分繁榮,這種木板出租屋也開始演變為了石庫門建築。其採用中國傳統的「立帖式」木結構加磚牆承重的方式[4],並保留了被取締的木板房的排屋形式。單元平面則是採取了江南傳統的三合院及四合院的形式。
發展
[編輯]由於石庫門布局十分緊湊,弄堂狹小,所以所需面積比四合院小然築造成本又比西洋房屋低[4]。雖然造價仍要高於木板屋,但用地效率高和租金高的優勢還是讓其從發源地英租界(今黃浦區)延伸至了整個上海老城廂及華界,成為了當時上海主要的住宅形式[3]。從1869年開始,由於豐厚的利潤,房地產公司如雨後春筍一般進入石庫門建造行業。當時的石庫門屬於早期老式石庫門,石庫門的門框還並沒有什麼裝飾。1910年代開始,石庫門形式也隨著社會的變遷而變化。後期老式石庫門就此孕育而生。這類石庫門的弄堂增寬,但原先的單元平面從三間二廂或二間一廂轉變為了一間一廂[3]。門楣開始有了裝飾,如山花和線腳等。
1919年起,石庫門形式進一步改進。新式石庫門誕生。當時,上海繁榮的房地產業造成的地價上漲使得租金也極具增加,使得人們的財力不足以負擔面積大的房產。其次,居民家庭開始趨小化且社會分級拉大[4]。新式石庫門從原先的2層拔升至了3層。也開始有了衛生設備並重視了採光的問題,總弄與支弄也有了明顯的區別。由於汽車的出現,總弄的寬度也增加了。20年代是新式石庫門的繁榮期,30年代中期開始逐漸衰落。
由於在那個時候,居民的經濟能力有限,一般很難負擔得起一家獨棟,故而需將房間轉租出去,「二房東」這個現象從而面世並漸漸變得十分普及了起來[5]。尤其是抗日戰爭爆發後,虹口和閘北的難民南下,租界內用房緊張,二房東們就盡其所能地分隔搭建,搭建二層閣、三層閣,十分擁擠與凌亂。遂出現了一棟石庫門中住著幾十家人家的現象,就如後來的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所描繪的一樣。到1949年後,石庫門建築停止了建造[6]。
石庫門類型
[編輯]石庫門共分為新老兩種形式,而老式石庫門還有早後期之區別。石庫門顧名思義以其門而著稱。大門一般位於房屋的中軸線上,由兩扇黑漆厚大門組成,寬約1.4米,高約2.8米。上再配以一副銅或鐵的門環[4]。單元平面為江南傳統式,而建築布局則採用了西洋式的排屋。
老式
[編輯]早期
[編輯]早期老式石庫門興建於1869到1910年間,具有中國傳統深宅大院的風韻,只不過面積大大縮小。空間布局一般為3到5開間,共兩層。並採用中國傳統的「立帖式」木結構加磚牆來承重。房屋前後圍牆高度基本一致,形成一個幾乎與外界隔離的包圍圈,形成了一個獨立於外界的領地,有鬧中取靜之感,頗受當時社會上層人士的歡迎。此外,在建築的裝修風格上也有中國建築的影子,例如立面上的馬頭牆形式或觀音兜形式的山牆,天井內客堂的落地窗,檐部掛落和兩廂的格子窗等。但早期的石庫門大門的門楣並沒什麼裝飾,僅為純粹的石塊。這段時期的石庫門的弄堂較窄,只有3米左右,且也不注重朝向和總支弄之分[4]。
在房屋內部布局上,左右廂房圍繞著一個天井,正對面是所謂的客堂間。客堂間面積約12平方,作用類似於現在的客廳。客堂間的兩側是所謂的次間,次間後面的扶梯能夠到達第二層樓,後天井在次間的後面,規模大約是前天井的一半,並有一口水井供一家人用水(後也有裝自來水的)。正對後天井的,是附屋,一般作廚房、廁所和儲藏室。這樣的布局符合中國人的日常需求,但在同時節約了土地。
早期老式石庫門已大多被拆除重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有建於1872年的興仁里、位於十六鋪的棉陽里、吉祥里等。
後期
[編輯]後期老式石庫門興盛於1910年到1919年間,較早期有了一些變化。單元平面由原先的三開間二廂房改為單開間或雙開間一廂房,後天井面積減小但採光狀況改善且弄堂增寬。西洋元素也增多了。在欄杆、門窗、扶梯、柱頭、發券等局部採取了西洋式裝飾[4]。石庫門的門楣也添加了修飾,先後採用了半圓形、三角形和長方形的門頭。
後期老式石庫門現存的較前期稍多,代表性的有東西斯文里、樹德北里以及1915年建造的大慶里等。
新式
[編輯]新式石庫門住宅建於1919到1930年代,也稱為改良式石庫門住宅。新式石庫門與以往最大的區別是由兩層增加到了三層。在建築方式上,其採用了混凝土結構而並非原來磚木結構。也開始有了衛生設備並重視了採光的問題,總弄與支弄也有了明顯的區別。由於汽車的出現,總弄的寬度也增加了。弄堂規模增大,組成了一大片街區。房屋造型改用人字屋架和人字山牆而不是觀音兜或是馬頭牆,上做水泥壓頂,外牆改為清水牆面。門框也開始使用清水磚和外水粉刷石面層以替代石材[4]。建築風格也更加趨於西化。
單元上為單開間到雙開間的規模。雙開間只「繼承」了一側的前後廂房,單開間則完全拋棄了廂房。樓梯坡度更為平坦。底層是灶批間(廚房)。在後部還有後廂房和亭子間。
新式石庫門至今仍存的較多,如著名的建業里、四明村、位於霞飛路(今淮海中路)的銘德里等。
知名里弄
[編輯]老式
[編輯]早期老式石庫門中代表性的有興仁里。興仁里位於北京東路之南、寧波路之北、河南中路之東,建於1872年。其共由24幢兩層房屋組成,有三開間和五開間兩種形式。興仁里主弄長107.5米,建築封火牆用觀音兜壓頂[3]。1980年被拆除。
斯文里位於新閘路北面,由大田路分割為東西斯文里,是一片後期老式石庫門住宅。總占地4.66公頃,建築面積達4.8萬平方米,由706幢二三層磚木結構房屋組成[6]。布局為聯排式,大部分房屋都為1開間,不設有衛生設施。石庫門大門門楣上有精緻的巴洛克風格的雕花[7]。原是上海中產階級的住宅區,但在抗日戰爭爆發後難民的湧入使里弄內開始變得破敗不堪[6]。西斯文里現已經被拆除,東斯文里也已經開始了拆遷工程。
步高里位於陝西南路287弄,是十分典型的老式石庫門里弄住宅。其共有78幢兩層磚木結構房屋,外牆用紅磚鋪設。內有一條寬約2.5米的總弄、多條支弄。步高里出口處有兩中國古典牌樓,為其特色之一。現在步高里被保留了下來,是第一批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和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新式
[編輯]建業里是典型的新式石庫門里弄,也是上海目前最大的一片石庫門建築,位於徐匯區建國西路北側、岳陽路西側,共由260幢石庫門里弄房子組成,均為二層清水紅磚建築,擁有別致的馬頭風火牆和拱形券門。2003年起,居民開始搬遷,石庫門住宅將被改建為酒店式公寓及商業用房。該舉也是受到了廣泛爭議
命名
[編輯]石庫門里弄的名字通常會以「里、坊、弄、村」結尾,命名方式則各不相同,但主要分為三種[8]。第一種是以產權人公司的名稱或與其有關的因素命名,如以投資方四明銀行而得名的四明村和以業主吳梅溪、吳似蘭兄弟命名的梅蘭坊等。第二種是以里弄所在周邊或自身特徵命名,如以鄰近保安司徒廟而得名的保安坊[8]。第三種是取一些吉利及祝福的詞藻,如吉祥里、如意里和永平安里等。這些名稱一般都會與所建的年份一起刻在里弄弄口的過街樓上。
使用狀況
[編輯]石庫門房屋的主要作用為居住,但是也有許多其它店鋪或者機構,如錢莊、商行、字號、工廠、文化娛樂場所、學校等,這些店鋪分布在弄堂裡的各個角落[5]。就以興仁里為例,光在興仁里內開設的錢莊就有近20家[5]。一些在石庫門內開設商號的小老闆們則往往樓下堆貨、樓上住家。形形色色的商種都有經營,例如化學工業社、顏料行等。甚至有一些如織襪廠、化妝品工場等的工廠都開在石庫門內。更不要說一些雜貨店、飯館、旅館和浴室了。這些店鋪即使在今天的石庫門里弄內都是十分常見的。
另一個重要的特點是,石庫門曾經常作為中共地下組織的革命場所而且中國的一些重大事件也都在石庫門內發生[5]。現在淡水路66弄朱衣里4號就曾是《中國青年》編輯部的舊址。樹德里是中共一大會址。位於老成都北路的中共二大會址和位於淮海中路的共青團中央機關舊址同樣也是石庫門建築。
此外,石庫門里弄也是風月場所的聚集地。福州路附近的會樂里、群玉坊曾經是上海灘知名的妓院集中點[5]。此外,賭博、抽菸以及算命場所作為市井百態的一部分也都有在石庫門里弄中出現。
現狀
[編輯]據1950年代初的統計,上海石庫門里弄共有9000多處,占上海居民住房總面積的65%左右[2]。而現在,石庫門建築由於社會的發展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經漸漸地從上海的城區中消失了。根據同濟大學的調查報告顯示,這9000多處石庫門里弄中有約70%以上已在舊城改造中拆除[9]。光是徐匯區一區,從解放後到1990年末,石庫門里弄的建築面積就從268萬平方米減少到了25萬平方米[10]。拆除也難免造成了石庫門居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強拆以及其它一些負面新聞也是時有發生,例如當時轟動一時的造成兩名老人身亡的麥琪里開發商縱火案[11][12]。
在拆除的同時,上海也在醞釀保留及保護石庫門的辦法。步高里採用了居住改善型保留方式、建業里被部分重建成了商業住宅、尚賢坊即將被改造成石庫門旅館而新天地與田子坊則與商業開發結合在了一起。但是在這些商業開發獲得成功的同時,商戶與當地居民之間的矛盾以及社會對這些方式的爭議也是層出不窮[13][14]。在保護方面,步高里、尚賢坊早在1989年便入選了第一批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和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建業里、四明村、梅蘭坊和榮康里等也在之後入選了上海市優秀近代建築。
2009年,上海石庫門里弄居住習俗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5]。2010年,上海石庫門里弄營造技藝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截止至2015年,上海有較為完整的石庫門風貌街坊173處,共有里弄1900餘處,居住建築單元五萬幢。其中,只有51處被列入「上海歷史文化風貌街坊」,而只有更小的一部分因被列為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而獲得明確的保護地位。而同樣在2015年,上海市政協委員錢振峰和上海其他專家學者等更是提出了為石庫門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提議[9][15]。
上海以外的石庫門建築
[編輯]從上海發源的石庫門建築也在20世紀前半葉在中國其它地區出現,特別是在華東沿海和長江沿江的口岸城市多有出現。例如漢口的英租界、法租界和德租界等地都曾建有石庫門住宅,漢口江灘等地至今仍舊保存了一些石庫門建築。甚至遠至北京都曾建造石庫門住宅建築,其中著名的華康里、泰安里是20年代北洋政府在天橋地區規劃的香廠新市區的一部分,現在正在進行復原改造。[16]
地方意義
[編輯]石庫門建築作為曾經上海城區最主要的民居建築形式,見證了上海近一個半世紀翻天覆地的變遷。近些年來,隨著上海經濟發展及市區開發的需要以及民眾生活水準的改善,大量石庫門弄堂狹窄,缺乏衛生設施且年久失修,導致居住狀況惡劣而開始作為舊城區改造的一部分逐漸被拆除。截止至2015年,上海有較為完整的石庫門風貌街坊173處,共有里弄1900餘處[17]。其中,只有51處被列入「上海歷史文化風貌街坊」,而只有更小的一部分因被列為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而獲得明確的保護地位,故而使不少民眾對石庫門的未來產生疑慮,也激起了社會上的不少討論[17]。現在,石庫門已經不只是一種建築形式,更是一種上海文化的象徵,例如新天地和田子坊就成為了現在上海著名的旅遊景點和地標。
文化影響
[編輯]石庫門從誕生以來到現在已經有一百餘年。在這段時間內,石庫門已經不只是一種建築形式,更是一種上海文化的象徵。它經歷了城市的歷史變遷,記錄了居民的喜怒哀樂,甚至還養育了上海的城市性格[18]。它已經毫無疑問地成為了上海人城市歷史記憶的一部分[18]。
上海開埠後,西方的生活方式正式地進入了中國人的視線中,而建築方式中西結合的石庫門則是西方近代城市文化走入中國尋常百姓家的鮮明體現[2],也是中國近代國門叩響後的佐證。石庫門見證了上海的眾多歷史時刻,不論是從上海租界建立後大量人員的流入,這也是石庫門建築出現的原因,還是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以及之後的多年戰亂。
石庫門也記錄了上海人曾經的日常生活,每一位老上海的心裡可謂都有一段石庫門「家」的回憶。每天早上弄堂裡都會有一聲糞車到來的叫喊聲「拎出來哦」作為一天的開始。就連周旋的歌里都有唱到:「糞車是我們的報曉雞,多少的聲音都隨著它起,前門叫賣菜,後門叫賣米」[19]。弄堂裡,有的人買、汰、燒,有的人跟著收音機里的越劇和評彈哼唱,小孩們也在弄堂裡玩耍[19],弄堂生活井井有條。每到一天的飯點時,撲鼻的飯菜香都會瀰漫整個弄堂,由於弄堂狹窄,鄰舍低頭不見抬頭見,鄰里之間互享飯菜也是很常見的事。而石庫門內的鄰里文化也是上海弄堂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
石庫門對上海海派文化和城市性格有重要的影響。石庫門較小的空間使居民漸漸地養成了精明的做事方式[18],上海人很清楚地知道在這麼小的空間裡生活必須要清楚地打算日子。隨著時間的打磨,中國原有的價值觀念、審美態度、文化等發生改變,並進化出新的城市人文精神。石庫門內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商家、各行各業的居民,體現了城市化過程中生產與生活混雜一處的過渡特徵,也練就了上海人「螺螄殼裡做道場」的本領[2]。石庫門的多元化也與上海的海派精神息息相關。
參見
[編輯]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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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編輯]- (中文) 姜慶共、席聞雷 《上海里弄文化地圖:石庫門》。同濟大學出版社,2012年。ISBN 978-7-5608-47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