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远征
| 东京远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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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战争的一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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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
 大南 黑旗军 清朝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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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利 † 韦鹥 † 波滑 孤拔 米乐 波里也 尼格里 迪舍纳 多米内 可尔西 |
黄耀（自杀） 武仲平 黎文店 † 胡伯温 黄继炎 张光憻 黎仕 † 黎准 † 林宏 † 陈叔讱 † 谢现 范务敏 黄文槐 刘永福 唐景崧 徐延旭 沈寿榕 黄桂兰 赵沃 唐炯 王德榜 潘鼎新 苏元春 冯子才 岑毓英 | ||||||||
| 兵力 | |||||||||
| 17,000人（1884年八月）[1] |
清军50,000人 越南军10,000人 黑旗军3,000人 | ||||||||
| 伤亡与损失 | |||||||||
| 4,222人伤亡[1] |
至少10,000人死亡[1] 大量受伤 | ||||||||
东京远征（法语：Expédition du Tonkin；越南语：Chiến dịch Bắc Kỳ／戰役北圻），又称北圻战役、东京战役，是1883年6月至1886年4月期间法国与越南阮朝、中国清朝以及黑旗军在东京（越南称北圻，今越南北部）发生的一系列战事的统称。最终法国胜利，并在东京建立保护地。
东京远征引起的效应错综复杂，不仅是1884年中法战争的导火索，也是导致1885年越南勤王运动的原因之一。这迫使法国调集了大量士兵组成东京远征队，分乘兵船开往红河三角洲。虽然法国官方宣称该战争在1886年4月结束，远征队人数也被大幅削减，但直到1896年东京才真正获得安定。
背景
[编辑]19世纪时，法国有占领越南的野心。1858年，由于阮朝嗣德帝杀害西方传教士，法国派遣夏尔·里戈·德·热诺伊利中将率军攻打越南。由于东京拥有众多基督徒，攻打东京可能引起基督徒的暴动；但最终热诺伊利没有进攻东京，而是率军占领了富饶的交趾支那。
但法国希望将东京也变成其殖民地，以东京为根据地向中国的云贵、两广一带扩张。1873年，法国人让·迪皮伊（越南史料称之为涂普义）因走私食盐与越南在东京的官员发生冲突，安邺大尉以调解争端为名率军来到东京，占领了河内，史称北圻变故。但攻取河内并非法国政府之意，因此法国与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法军撤出了东京。
河内和南定的军事行动
[编辑]但法国人依旧希望夺取这块土地。当时东京靠近中国边境一带盘踞著大量中国山贼（越南史料称之为“客匪”）和太平天国馀党（越南史料称之为“太平匪”），前往中国的道路不通。
1881年底，法国商人前往中国云南贸易的途中遭遇山贼的阻挠，西贡总督府建议法国政府出兵东京镇压山贼，以保障法国人的利益。
1882年4月25日，李维业上校（一译李威利，越南史料称之为李葩利）率领一小队法国士兵，以保护法国人在东京的利益为名，攻占了河内。[2]河内总督黄耀战败自杀。法国人立尊室灞为傀儡，管理河内事务。[3]
越南嗣德帝得知河内被占领后，遣使向西贡总督府交涉，但得到的答复是攻占河内并非法国政府之意。于是嗣德帝又遣使要求李维业交出城池，但遭到拒绝，李维业反而要求越南接受法国的保护。嗣德帝拒绝了这些要求，一面召盘踞东京山区的刘永福率黑旗军抗击法军，一面派遣户部尚书范慎遹前往清朝的天津求救。清朝同意了这个请求，派谢敬彪、唐景崧领兵到达北宁和山西，又派广西布政使徐延旭接应。
法国政府得知清军进入东京之后，只得派援军前往东京。1883年2月，法国援军到达，这使得李维业能够继续进行军事扩张。1883年3月27日，李维业发动战役，攻占了南定。占领南定对于法国人来说非常具有战略意义，保障了他们与入海口之间的道路。[4]
就在李维业率军进攻南定的时候，河内的法军在韦鹥大尉（Berthe de Villers）的率领下，于嘉橘-嘉林之战中击退了由黄继炎率领的越军的偷袭（1883年3月27日至28日。[5]
虽然这些早期的军事行动可以认为是东京远征的一部份，但学界一般认为东京远征开始于1883年6月。1883年5月19日，法军在纸桥之战中遭到刘永福所率的黑旗军的偷袭，法军统帅李维业和韦鹥都被击毙。同年6月，法国政府组建东京远征队，由亚历山大-欧仁·波滑少将（Alexandre-Eugène Bouët）率领，以惩治黑旗军为名出兵东京。[6]
波滑于1883年6月率领东京远征队到达东京时，东京法军的处境极度危险。法军在河内、海防和南定仅有少量的驻军，在安南的丸荄（Hon Gai）和归仁有零星的法军，基本没有指望抗击刘永福的黑旗军和黄继炎的越军。[7]波滑先是撤走了在丸荄和归仁的零星法军。波滑接到了可以抛弃南定的命令，但他最终决定把法军的三个主要据点全部守住。波滑派人招诱与黑旗军敌对的势力黄旗军为同盟。同月，波滑挖掘地道抄越军之后路，将进攻河内和南定的越军击退。[8][9]
早期从法国和新喀里多尼亚到达的军队以及从交趾支那和东京到达的预备队消除了波滑的烦恼。7月19日，法军在南定的统帅巴登大尉（Pierre de Badens）击退了黄继炎率领的越军的围攻，解除了越军对南定的威胁。[10]
建立法国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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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7月，孤拔少将奉命率领一支庞大的法国舰队到达下龙湾，以支援波滑的军事行动。虽然此时法国与黑旗军的作战转入攻势，但法国人意识到必须让越南朝廷把这次对黑旗军的军事行动合法化，因此法国人觉得强迫越南接受法国保护。
1883年7月30日，孤拔、波滑，以及法国委任的驻东京全权使者何罗芒三人，在海防组成了一个战争委员会。这个三人委员会决定派波滑少将立即从带河上进攻怀府屯。他们发现越南朝廷在暗中支持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而且驸马黄继炎依旧在南定抗击法军。因此在何罗芒的大力敦促下，建议法国政府向越南朝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越南朝廷立即割让东京成为法国保护地；若遭拒绝，法国将给予其以军事打击。[11]
海军部在8月11日批准了这个建议。8月18日，孤拔率领海军师团，分乘七艘战船从东京来到顺化河入海口，炮击顺安屯。8月20日，两个的海军连和三艘军舰上的陆军连登陆，对这个屯堡进行猛烈地攻击。法军兵船Lynx号、Vipère号打通了香江的入海口，使当越南朝廷拒绝法国的要求时，法军能够直接攻击其首都顺化。[12]
此时嗣德帝已经病逝，在权臣阮文祥和尊室说的主持下，其养子育德帝、弟弟协和帝相继即位，越南朝廷处于混乱之中。协和帝不满阮文祥和尊室说的专权，欲借法国人的力量除之；且此时见事态危急，便请求停战。
8月25日，何罗芒口述了《顺化条约》的内容，强迫越南朝廷签订了这个条约。越南承认法国对交趾支那统治的合法性，承认东京和安南（即越南剩馀领土）为法国的保护地，同时承诺将从东京撤离越军。越南的皇室和朝廷被保留，但仅仅统治安南，并且只是法国人的傀儡而已。法国派驻顺化钦使（Résident）一名，协助东京政务公使（Consul）管理东京事务，并且可以受到越南皇帝的接见。为了保证越南方面没有贰心，法军永久驻扎在顺安屯。
与此同时，大量安南的土地也被划归法国殖民地交趾支那管理。法国取消了越南所欠的债务，但将平顺省之地划入了交趾支那。同时乂安、清化、河静三省也被划入了法国的保护地东京管辖之下。作为回报，法国人著手派兵将黑旗军驱逐出东京，以保障红河流域贸易的自由。[13]
怀府、丹凤和海阳的战事
[编辑]与此同时，波滑少将根据在海防的决定正式进攻黑旗军。波滑于怀府（1883年8月15日）和Palan（位于巴江一带的丹凤县，1883年9月1日）两次进攻带江一带黑旗军的防线，但鲜少胜利，世界舆论普遍认为法军是失败的。[14]
8月13日，布里翁瓦尔中校（Brionval）从交趾支那率领一小队陆军步枪兵击溃了越军在海阳的防线，使法军士气大受鼓舞。海阳之战因法军和越军皆存在暴行而备受瞩目。越南守军将肢解后的法国远征队队员（包括法国籍士兵和受雇佣的越南籍士兵）尸体悬挂在城墙上示众，这些人明显是遭受虐待致死的。法军占领海阳之后，用刺刀刺越南人的伤口以报复。攻占海阳使得法国人从河内到海防水路的通畅得到了保障。法军占领海阳城同时也在其北部数公里的小镇象山建立据点。[15]
1883年11月，法军占领宁平、兴安和广安（广安今属广宁省）三省，加强了其在红河三角洲的控制。东京的法军派遣其极为重要的炮兵占据高大的宁平城池，控制红河进入北部湾的重要航道。越南的宁平总督虽然在1883年3月李维业远征南定的时候没有抵抗，但他却对法国是持敌对态度的。因此皮埃尔·德·巴登（Pierre de Badens）率领一支步兵连，分乘Léopard号和Pluvier号前往宁平。在法军兵船的威胁下，总督拱手让出了宁平城，法军进驻该城。[15]
《顺化条约》宣告越南朝廷对东京统治的结束。之前被越南朝廷派往东京抵抗的官员，此时接到朝廷停战并撤退的命令。但他们都十分不满，不愿与法军合作。驸马黄继炎拒绝从东京撤军。驻扎在中越边境一带的清朝军队也是东京的一股重要势力。而黑旗军也在黄继炎的鼓舞下，于1883年夏季开始对法军展开攻势。Palan和Batang一带的法军受到了骚扰。11月17日，海阳的法军受到了2000馀名起义军的围攻。Lynx号的及时赶到方才击退了这次进攻。[16]
山西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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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12月，法国展开报复行动。两个月之前，孤拔少将代替了波滑少将，成为东京远征队的总司令。此时派遣一支9000人的小分队前往山西，与刘永福的黑旗军进行决战。这个决定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因为进攻山西将使法军第一次与驻扎在东京的清军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由于越南是中国清朝的藩属，法军进攻越南损害了清朝的利益，清朝在数个月以来虽然在东京按兵不动，但一直暗中支持黑旗军。而且清军在山西、谅山、北宁以及其他一些东京的地区驻军也使限制了法国在东京的自由贸易。法国政府知道攻击山西一带的清军等于向清朝不宣而战，但希望在东京的迅速胜利能够迫使清朝接受这个既定的事实。在劝说清军撤离东京失败之后，1883年12月10日，法国政府授权孤拔进攻山西。[17]
山西之战是法军在东京远征中遭遇的最为惨烈的战役。虽然清军和越军在山西驻军并不多，但主力部队黑旗军的抵抗甚为强烈。12月14日，法军攻占山西的外防线Phu Sa，但被黑旗军逼回并受到了大量伤亡。刘永福希望击败孤拔立功，同天夜里率黑旗军攻击法军防线，但悲惨地被击败。次日法军作了休整，并于16日中午攻击山西守军。这次精心策划的进攻完全由炮兵参与，守军迅速变得疲惫不堪。下午5时，法国外籍兵团士兵和海军突击队攻占了山西城的西大门，七小时后刘永福趁夜率黑旗军撤离城池。法军占领了山西城，但却付出了83人死亡、320人受伤的代价。山西之战也使黑旗军付出沉重的代价。[18]
北宁和兴化的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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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12月16日，也就是孤拔少将攻占山西城的那天，法国政府派遣了一个旅团来到东京支援，并以米乐中将（越南史料称之为眉胪）代替孤拔的东京远征队总司令职务。这样一来法国在东京的就有了两个师团和一个旅团的军队。
虽然法军占领山西为其最终完全占领东京地区铺平了道路，但法军不得不将东京的另一股势力清军当作敌对势力看待。在长期劝说清军撤离东京失败之后，法国政府授权米乐中将攻打北宁城。驻守北宁城的主力部队是清朝徐延旭率领的广西兵，清军自1882年秋季起就驻扎在这里了。1884年3月，米乐击溃了广西兵并占领了北宁。米乐纠集了11000名法国籍、阿尔及利亚籍和越南籍士兵进攻北宁，这也是法国在整个东京远征中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斗。[19][20]
随后米乐率法军乘胜扫荡了北宁附近的广西兵，并在山中与黑旗军交战。清军败退太原省，黑旗军则败退至兴化省。1884年4月11日，米乐率军从侧翼偷袭黑旗军和越军的防线，在零伤亡的情况下（17人意外溺死）攻占了兴化和Dong Yan。[21]
黑旗军沿著红河向西退往Thanh Quan，黄继炎则率越军从Dong Yan向南退往安南和东京交界处的清化省，法军在这里尚未驻扎军队。米乐派陆军中校Letellier率领两个狙击营，以支持法军骑兵堵截刘永福的退路。又派遣波里也少将率领剩下的第一旅团追击黄继炎。5月初，波里也将黄继炎的越军围困在离北宁西北数公里远的Phu Ngo，但法国政府禁止他继续对越军进行攻击，因为法国政府获知清朝准备就东京的归属问题同法国进行谈判。[22]
而在其他地方，法军继续对清军进攻。5月11日，法军将清军逐出太原。[23]同一周，孤拔少将的海军师团清剿了北部湾沿岸的越南海盗。[24]
1884年5月11日，就在清军和法军在太原省发生战斗的同一天，法国和清朝代表在天津签订了《天津专约》。该条约规定清军立即从东京撤离军队，同时清朝承认东京为法国的保护地。清朝也承认了包括1883年《顺化条约》在内的所有法国与越南之间签订的条约。[25]
《天津专约》的签订巩固了法国在红河三角洲一带的控制权。6月底，法军开始在兴化、宣光、谅江府和太原建立军事根据地。秋季初开始延伸到了海阳和广安，法军在红河沿岸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哨站。这进一步加强了法国对山西、河内、南定、宁平、北宁以及Sept Pagodes的控制。除了谅山以及北部边境一带清军驻扎的几个城池外，东京的剩馀部分都在法国的控制之下。而根据《天津专约》的规定，清军必须完全撤离东京。[26]
本来《天津专约》的签订解决了法国和清朝之间的纠纷，但1884年6月23日双方在观音桥（越南方面称为“北丽”）发生军事冲突，使两国陷入了新的纠纷。法国政府要求清朝赔款，并将清军全部撤离东京，但清朝拒绝了这个要求。两个月之后，中法战争爆发。[27]
中法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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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8月，中法战争爆发，使得法国完全征服东京被推迟。其起因是法军与红河三角洲一带的清军发生冲突。1884年9月，米乐中将被罢免东京远征队总司令一职，由波里也少将代之。米乐担任总司令一职时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是警告已经在法军中蔓延的骄慢情绪。此时在东京法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两万人，不少法军开始凌辱当地的越南居民。例如东京的居民见到法军经过的时候都要磕头。米乐意识到如此恶劣的态度未来会激起民变，发出了一个很有先见之明的警告：
Je n'ai plus qu'un conseil à vous donner : soyez pour mon successeur, le général Brière de l'Isle, ce que vous avez été pour moi, et n'oubliez pas surtout que votre présence dans le pays sera d'autant plus facilement acceptée que vous perdrez moins de vue les tendances et les aspirations des laborieuses populations qui l'habitent.[28]
（我对你们，以及即将前来接替我的继任者波里也·德·伊斯莱少将，只有一句建议。最为重要的是，你们越记住居住于这片土地上辛劳的人们的习俗和愿望，你们所处在的国家就越容易接受你们。）
波里也少将是一个很有领导天赋的人，在他的领导下东京远征队的事业被推向巅峰。其中一个成就就是在1884年9月起把越南匪帮围困在My Luong、Ke Son和Phu Ngo一带（位于东京和安南交界处），法军开始进入这些地区。这保障了法军的后方，使得法军能够更有力地抵抗清军的进攻。[29]
1884年10月，尼格里少将在红河三角洲的郎甲抵御了清军主力的进攻，法军在此地与谅山的清军对垒。[30]而在三角洲的西部，法军于1884年秋季击败云南兵，占领宣光省，在泸江沿岸的端雄府和越池建立据点。[31]
1885年2月，波里也在谅山击败清朝广西兵，2月6日法军占领Dong Song，威胁退却的广西兵的右路，迫使其撤往谅山以西的Song Thuong村。13日法军占领谅山，控制了谅山通往河内的官道，使波里也能够及时支援被围在宣光省的法军。2月下旬，吉奥瓦内尼勒上校（Giovanninelle）所率领的第一旅团沿著通往河内的官道进军，在红河和泸江至端雄府一带布满了一队兵船。1885年3月2日，吉奥瓦内尼勒在和木之战中击败了黑旗军，解除了其对宣光的包围。[32]
1885年3月，法军夺取了广西兵原先占据的Cau Son和Thanh Moy并建立据点，开始拓宽官道，以用篷车队向谅山由德·尼格里率领的第二旅团运送物资。而在更东的地方，法军将其控制区延伸到了北部湾，在Tien Yen建立据点。[33]
在西部，吉奥瓦内尼勒在和木之战中的胜利使得法军考虑在兴化建立一个主要根据地来对抗黑旗军和清军的云南兵。波里也制定了一个计划，让吉奥瓦内尼勒率领他的旅团沿红河而上，在Thanh Quan突袭云南兵。但东线和西线的战局迅速被清军逆转。3月23日清军在兴化省附近的临洮府击败法军，又在次日大败尼格里于镇南关。28日，由于战局的失利和兵力上的劣势，法军被迫从谅山撤退，波里也所制定的突袭计划也随之搁浅了。[34]
“平定”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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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6月9日，清朝与法国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清朝放弃了其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并且承认东京和安南为法国的保护地。这使法国从法理上兼并了东京之地，但事实上法国并未如此轻易地占领东京。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说的：
France has won her claim to Tonkin; now all she has to do is conquer it.
（法国已经成功取得了东京的所有权；现在她所有要做的事就是去征服它。）
受到1885年3月谅山撤退的影响，法国加强了其在东京的军事力量，1885年夏法军在东京的总人数达到35000人。1885年5月至6月，成千的法国生力军涌入东京，代替了已经在中法战争中陷入困境的两个旅团。此时远征队便有了两个师团，每个师团下属两个旅团。1885年6月1日，菲利普-马里-亨利·罗塞尔·德·可尔西中将取代了波里也少将的远征队总司令之职，但波里也依然留在东京担任第一师团师长之职。弗朗索瓦·德·尼格里少将（François de Négrier）从奇驴凯旋而归（1885年3月28日），出任第二师团的师长。[35]
可尔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东京反法势力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安南发生反对法国统治的勤王运动。1885年夏秋之际，霍乱在东京远征队之间蔓延开来。由于可尔西对防疫的忽视，疫情加剧，远征队病死的人数比中法战争阵亡的人数还多。1885年7月2日，由于可尔西与顺化的越南朝廷发生礼节争议，一小队法国的东京远征队队员在顺化遭到越南人的突袭。随后越南咸宜帝号召越南人起义反抗法国的统治，得到了众多越南人的响应。在接到法国政府禁止大规模入侵安南的命令之后，德·可尔西在安南一些防御薄弱的海域登陆，夺取了一些战略要地，保护在广义省和平定省起义中幸免于屠杀的越南教民。[36]
与此同时，东京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虽然在1885年5月至6月期间清军根据和约全部撤离了东京，但清军中有不少自愿从军和应征入伍的越南人。越南籍军队在清军撤离后被解散，卸甲归田。但他们依然保留著自己的武器，在山贼的支持下，他们纷纷起兵响应咸宜帝领导的勤王运动，抗击法军。在1885年的整个夏季里，由于天气炎热，法军通常躲在自己的帐篷里，而此时法属东京保护地的实际统治范围只有法军据点以及其周围的一小块地区而已。[37]
可尔西没有重新夺取谅山的计划，也没有夺取红河流域一系列堡垒的计划。这些堡垒在清军云南兵围攻宣光之战中建立，清军撤退后被东京的山贼占据。山贼活跃范围越来越大，法军统辖的地区越来越小。但山贼出动时，东京的居民逃离家园，躲进法军的堡垒里寻求庇护。[38]
东京法军在1885年夏季只有一次重大胜利，但它的影响却是短暂的。1885年7月，Mourlan大尉率领一直由阿尔及利亚和越南雇佣兵组成的连，将山贼逐出了Tam Dao，并在Lien Son建立了法军据点。起义军逃离，并在太原省重新聚集。[39]
Comme dans un drame shakespearien, des grotesques s'agitent sur le devant de la scène pendant que la tragédie se poursuit dans le sang, sur toute l'étendue du Tonkin ravagé et de l'Annam qui bascule dans la guerre au cours de l'été.
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小丑们在前台跳跃著，悲剧则以流血收场。不仅东京遭到蹂躏，安南亦是如此。整个夏天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战争之中。——可尔西
可尔西兴奋地迎来了秋季这一适宜战争的季节。法军主要的成就在西线红河流域一带。东京远征队在1885年10月著手对盘踞Thanh May的越南山贼进行大规模进攻，这个据点原本是中法战争期间云南兵建立的。德·可尔西纠集了7000人进攻Thanh May，其中不少人曾经跟随波里也参加1885年2月的第一次谅山之战。精心策划的包围战发生了失误，虽然法军最终按计划占领了Thanh May，为七个月前的临洮府之战报仇，但大部分山贼突破了法军的包围圈，在红河流域更远的Thanh Quan再次聚集。[40]
1886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Jamais和de Maussion分别率领两个连，沿红河两岸的陆路直上攻打Thanh Quan。他们的总指挥官为Jamont。山贼在法军到达之前散入森林之中。2月17日，法军占领Van Ban州。此时法国政府照会清朝，称法军将行至边境一带；法军则趁机作了短暂停留，并向云南边境一带开进。3月29日占领老街，在红河流域从老街到Thanh Quan一带建立一系列军事据点。De Maussion被任命为这里的统帅。[41]
法军在东京与广西交界处升起了国旗。1885年6月的《中法新约》里明确规定了中法双方的边界，但在1885年5月广西兵撤离谅山之后，谅山便被山贼占据，这令法国十分为难。1885年11月，法军出兵重新占领了谅山和Dong Dang。法军又在That Ke和高平建立据点，这迫使清朝与暹罗在1887年重新勘定边界。[42]
虽然法国的三色旗在东京北部边境飘扬，但东京仍有广大土地未被占领。1885年12月，尼格里被迫在河内附近的Bai Sai一带进行了大规模扫荡。这次行动中大量法军失败死于霍乱或其它疾病。[43]
1886年4月，也就是在瓦尔涅中将（Charles-Auguste-Louis Warnet）取得可尔西成为远征队司令的几个月前，可尔西宣布东京地区业已恢复和平，并建议法国政府削减远征队的人数，仅保留一个师团。传统观点认为1886年4月标志著东京远征的结束。人们都认为东京和平了，但这个结论却是荒唐而草率的。东京保护地陷入了大规模的起义中，真正意义上恢复和平应该是十年之后。[44]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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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曾经发行一系列纪念币以纪念东京远征。参战的法军士兵希望在纪念币上刻上所有战胜的名字，但这里面有一些令人费解的遗漏。尤其是著名的第一次谅山之战上所记载的战功。如此的描述激怒了不少退役军人，他们感到这无法充分体现出他们的事迹。[45]
1886年7月14日巴士底日大阅兵的安排更加冒犯了这些退役军人，而大阅兵是一年一度的巴黎军人隆重游行。他们做出了特别的努力，希望来纪念与清军作战的军人。在东京和台湾作战的营和炮兵连参加了游行，他们穿的是参战的制服而不是礼服。而其他的一些安排也并不受欢迎。虽然指挥宣光反包围战的马克-爱德蒙·多米内少校参加了游行，但波里也和尼格里都没有参加游行。此二人也被东京远征队队员们视为英雄，退役军人们对他们俩没有被安排参加游行感到非常愤慨。相反地，游行队伍的领头人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雄心勃勃的新战争部长乔治·厄内斯特·布朗热，此人在三年之后曾被怀疑阴谋推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布朗热未曾在东京服役，但他下决心派兵征服东京。[46]
东京远征中的法军重要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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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引用
[编辑]- ^ 1.0 1.1 1.2 Clodfelter 2008，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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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comte, 330
- ^ Thomazi, Conquête, 266–7
- ^ Huard, 1,017–19, 1,020–23 and 1,096–1,107; Thomazi, Conquête, 268–75; Histoire militaire, 124–5
- ^ Thomazi, Conquête, 267–8
- ^ Thomazi, Conquête, 275–6
- ^ Thomazi, Histoire militaire, 121–2
- ^ Huard, 1,072–8; Thomazi, Conquête, 276; Histoire militaire, 125–6
- ^ Thomazi, Conquête, 275–7; Histoire militaire, 125
- ^ Thomazi, Conquête, 277
- ^ Huard, 1,094–6; Thomazi, Conquête, 277
- ^ Thomazi, Conquête, 284–8
- ^ Armengaud, 76
- ^ Dukay, 118–24
书籍
[编辑]- 陈仲金：《越南史略》（或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年）ISBN 7100004543
- 《清史稿·越南传》
- 龙章：《越南与中法战争》，（台北，1993年）
- Armengaud, J. L., Lang-Son: journal des opérations qui ont précédé et suivi la prise de cette citadel (Paris, 1901)
- Clodfelter, M. Warfare and armed conflicts : a statistical encyclopedia of casualty and other figures, 1494-2007.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2008. ISBN 978-0786433193.
- Duboc, E., Trente cinq mois de campagne en Chine, au Tonkin (Paris, 1899)
- Dukay, P., Les héros de Tuyen-Quan (Paris, 1933)
- Fourniau, C., Annam–Tonkin 1885–1896: lettrés et paysans vietnamiens face à la conquête coloniale (Paris, 1989)
- Huard, La guerre du Tonkin (Paris, 1887)
- Huguet, L., En colonne: souvenirs de l'Extrême-Orient (Paris, 1888)
- Lecomte, J., Lang-Son: combats, retraite et négociations (Paris, 1895)
- Loir, M., L'escadre de l'amiral Courbet (Paris, 1886)
- Thomazi, A., Histoire militaire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 (Hanoi, 1931)
- Thomazi, A., La conquête de l'Indochine (Paris,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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