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Kou Dou/余杰

早年生涯

余杰在1973年10月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于13岁时开始执笔写作，并在中学时代发表了各种文学创作，总计十多万字。

1992年，余杰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余透露自己当年选择北大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他对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治理的北京大学之自由精神的向往，因为在他眼中，五四时期直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北大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另一方面，1989年六四事件的发生给时年16岁、仍居住在四川成都偏远县城的他带来了直接性的改变，促使他开始质疑中国政府的教育和“谎言”，并令他决定开始从事独立的思考与写作；而北京大学就是一所能够让他了解独立和自由的学校。

令余杰失望的是，在长达一年的军政训练结束后，他在1993年进入北京大学课堂时发现不少优秀的教授早已被迫离职。学校的学术讲座普遍乏味无趣，学生经受着党团组织的严格控制。最初，余杰对其境遇格外痛苦，直至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教授和同学才渐渐好转。余杰自述他在北京大学的获益不在课堂，而在老师们的书房与客厅。而他所经历的北大有一种在当时便十分稀少之精神、心灵与思想的“薪火相传”。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日子里，余杰笔耕不断、继续撰写了各类文化评论与随笔，累计有将近两百万字。1997年本科毕业后，余杰获得保送研究生的待遇，成为了陈平原、夏晓虹两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主攻近代文学。1998年，余杰出版整合了其部分散文与评论的处女作《火与冰》，在书中强烈批评了北大现状以及中国的教育、文化与社会。

2000年代

2000年，余杰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此前他和中国作家协会附属机构中国现代文学馆签署过工作协议，然而前去报到时却遭到了拒绝。余杰之后得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曾致电中国作协、要求他们取消余杰的工作。故此，余杰被迫成为了“自由撰稿人”，以及他在北京大学那一届当中惟一没有工作的毕业生。对此，余杰若干年后表示此种境遇格外幸运，因为虽然当时没有工作带来的收入和保险，但有着其他一切都抵消不了的“自由”。他称自己起先有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从事研究院的工作，但在体制下的研究机构供职会有一种看不见的镣铐、与他最终在体制外撰稿度日的生活截然不同。余杰说，自己如若能遇到丁关根、将会感谢他最初强加给自己的那份自由。

自2004年起，余杰便无法在中国大陆发表任何文章。

2008年12月，刘晓波被中国政府逮捕之际，其妻刘霞授权余杰编写《刘晓波传》。

2010年代

“ “只要没有生命危险，我就不会离开中国。”作为一名作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作为一名基督徒，宗教信仰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一名普通人，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从2010年10月8日我最好的朋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之后，我便失去了这几项最基本的自由，非法软禁、酷刑、监视、跟踪和“被旅游”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历尽一年多的非人待遇和痛苦挣扎后，我不得不选择离开中国，与法西斯化的、野蛮的、残暴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彻底决裂。 ” ——余杰，2012年1月在美国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发表的声明节选

2010年10月8日，余杰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发表演讲后得知好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心情十分激动、当下打算启程回国。尽管有人以诺贝尔和平奖一事会导致中国人权状况加剧为由劝告其暂时留在美国，余杰仍顾及与刘晓波的情谊和自己已历时近两年准备之《刘晓波传》的编写而在10月13日回到中国。抵达北京机场之后，余杰立刻被国内安全保卫软禁在家。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2012年1月以笔名“单仁平”发表社论，指出余杰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大肆批判的中国政府对其言论的控制及中国社会之“黑暗”。文章称，即便余杰在中国的“个人感受”或存在一些真实性，也不可能代表中国人的普遍感受；虽然中国的大多数人享有者言论自由、在网络上发表着意见的同时随着国家向前，但也有一些少数人不惜代价坚持敌视国家体制，“把与政权对抗变成自己的‘职业’”，且相信该职业在西方支持下有着光明的未来。胡锡进继而表示，敌视国家的这些人遭遇困难时特别容易产生负面情绪，爱好发表“极端的言行”等方式发泄情绪、以此引人注目，而对合法表达不满的方法视而不见。胡总结道，余杰离开中国，不外乎是他本人及与他相似之人在中国被边缘化了而已。

文学作品

2012年出版的《河蟹大帝胡锦涛》的撰写从余杰离开中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余表示，“河蟹大帝”一词实际上来自Twitter上网友们指代胡锦涛的一个绰号，缘于后者的“和谐社会”理论。在书中，余杰记述了胡锦涛在商人家庭目睹家中生意被公私合营吞并、身为茶商的父亲由店主变成店员的往事，以及如何藉1989年拉萨骚乱一事获得邓小平提拔、逐渐升入国家领导层的历程。余杰总结称，胡锦涛的生平能够显现的是，其本身作为“体制的牺牲品”又进一步导致了制度的“残暴与僵化”。

在《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里，习近平被描写为一个“强盗政客”，糅杂了威权主义、扩张主义和“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余杰在书中写道：“好莱坞的电影《教父》是习近平的政治学习指南。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黑帮，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是中国的教父。”首度计划出版个该书的是香港书商姚文田，不过姚某次访问中国大陆时被警察以“贴虚假标签走私多瓶工业化学品”为由逮捕。姚文田的儿子姚勇战指出，父亲遭到逮捕的真正原因是其在出版业的的工作，并且与《中国教父习近平》有关。另一位香港出版人武宜三在接到了威胁电话后也取消了该书原定的出版计划。余杰称武宜三发来的电子邮件中提到他“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非常清楚地说，北京认为这本书的内容高度敏感，绝对不能出版”，并因此遭到了家人出于担忧人身安全的反对。

思想观点

余杰对中国作家余秋雨的作品持批评态度。在2000年初撰写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余杰就余秋雨在文学界的成就与影响力发表评论，在肯定其成就和文风之余质疑他在以历史为起点进行反思性创作时对1949年之后的事物避而不谈，导致其作品“空洞”、“失衡”。余杰将余秋雨和鲁迅相提并论，指后者并不善于在“拷问历史”的同时拷问自己，因为余秋雨本身连同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都在他的作品中消失不见。

政治主张

2014年，余杰赴台湾高雄大学演讲，席间遭到一名大陆学生质疑其“不爱国”，余则回应称他“不会爱一个抽象的国家、一个政权，也不爱政党或党的领导人，或贪腐的巨大集团”；相反，他所怀有的是“乡土之爱”，爱的是祖国的人和土地，并非某一政权。

对各独立运动的观点

2017年，余杰就维吾尔族学者霍尔·唐日塔格（Hür Tangritagh）撰写的《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真实世界》一书发表评论，认为中国的文化存在严重的汉族中心主义倾向，普遍表现在古代的边塞诗和近现代的武侠小说当中——前者充满着在领土扩张方面文人的想象与帝王的野心，后者则通过贬低西域少数民族的方式弘扬了汉族的“正义”、塑造了中国人之价值观，两者均没有基于真实的历史。余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都在掩盖“东突厥斯坦”作为地理性名词的性质，直至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才借机将该词与恐怖主义混淆。余杰引述《东突厥斯坦》一书的内容表示，历史上的维吾尔人在整个中亚和蒙古地区都曾建立过各个政权；相反，西汉作为“西域”之宗主国的时间约一百年，唐朝治理该地区亦仅二十余年。除此二政权之外，东突厥斯坦拥有着一千余年的独立历史。

对中国政治人物的看法

在一次采访当中，余杰对比了江泽民与胡锦涛二人的执政风格，指前者在任的时代，中国政府由于顾及国际舆论压力而未有大规模地针对异见者实施残忍的镇压手腕，但到了后者执政时，对异见者的绑架、软禁、酷刑普遍剧烈增长。余援引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际自己的头被套上黑布“绑架到郊外”折磨时在秘密警察口中听到的一句话——“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良心，底线，上级只要打个电话，下个命令，让我们把黑名单上的人挖个坑埋掉，我们半个小时就能做到”——指出胡锦涛的残暴史无前例。

个人生活

余杰的妻子是《火与冰》的读者。

荣誉奖项

• 2017年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第三届廖述宗教授研究奖金

外界评价

剽窃质疑

余杰的作品中有多篇被指是抄袭他人成果而写就的。有评论综合道，余杰的《我看〈水浒〉》一文与中国作家朱大可的《流氓的精神分析》存在雷同段落；《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则被指抄袭另一作者张育仁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而《铁屋中呐喊》一书中收录的文章《知、性、游——重读杨绛》与胡河清的《杨绛论》存在类似之处。有鉴于余杰所遭受的质疑，有不同文化从业者撰文对其进行谴责，包括谢有顺在《南方都市报》刊登的《“盗”亦有道——“看文坛剽客”》、朱海军于网络上发表的《余杰不配做任何人的朋友》等。余杰在引用他人文字方面不甚细致的风格也遭到了外界批评，例如学者刘绍铭曾在《万象》杂志刊载的《剥皮的艺术》和李立研在《博览群书》杂志发表之《“天才”的“盲点”——由余杰“学风”到其“立论”》等，都指出余杰引用外文作品缺乏完善的参注和出处。对于他人对自己的抄袭指控，余杰进行了强烈否认、指批评者根本混淆了引用与抄袭两者，更针对相关质疑撰写了《“真实”的谎言》一文作反驳。

著书一览

散文、评论

• 《火與冰：一個北大怪才的抽屜文學》.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ISBN 978-78-012-7424-3 （中文（中国大陆））. 
• 《說，還是不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 ISBN 978-75-039-1864-3 （中文（中国大陆））. 
• 《想飛的翅膀》.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0. ISBN 978-71-060-1581-7 （中文（中国大陆））. 
• 《愛與痛的邊緣》. 大象出版社. 2001. ISBN 978-75-347-2592-0 （中文（中国大陆））. 
• 《老鼠愛大米》. 大象出版社. 2001. ISBN 978-75-347-2586-9 （中文（中国大陆））. 
• 《壓傷的蘆葦》.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978-75-354-2271-2 （中文（中国大陆））. 
• 《鐵磨鐵》.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ISBN 978-75-426-1772-9 （中文（中国大陆））. 
• 《鐵屋中呐喊》.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ISBN 978-78-011-5804-8 （中文（中国大陆））. 
• 《「曖昧」的鄰居》.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 ISBN 978-78-020-6011-1 （中文（中国大陆））. 
•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劳改基金会. 2008. ISBN 978-19-315-5022-2 （中文（繁体））. 

历史、纪实

• 《鐵與犁：百年中日關係沉思錄》.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978-75-354-2805-9 （中文（中国大陆））. 
• 《白頭鷹與大紅龍：美中關係及其對世界的影響》. 晨钟书局. 2008. ISBN 978-98-817-8041-6 （中文（香港））. 
• 《白晝將近：基督信仰在中國》. 晨钟书局. 2008. ISBN 978-98-899-3187-2 （中文（香港））. 
• 《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联经出版. 2019. ISBN 978-95-708-3383-6 （中文（台湾））. 
• 《中國影帝溫家寶》. 新世纪出版. 2010. ISBN 978-98-819-4302-6 （中文（香港））. 
• 《河蟹大帝胡錦濤：他讓中國失去了十年》. 晨钟书局. 2012. ISBN 978-98-816-2032-3 （中文（香港））. 
• 《在那明亮的地方：台灣民主地圖》. 时报文化. 2014. ISBN 978-95-713-6052-2 （中文（台湾））. 
• 《中國教父習近平》. 前卫出版. 2014. ISBN 978-95-780-1739-9 （中文（台湾））. 

小说

• 《香草山》.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978-75-354-2277-4 （中文（中国大陆））. 

传记

• 《我無罪：劉曉波傳》. 时报文化. 2012. ISBN 978-95-713-5628-0 （中文（台湾））.